2至3世紀的孔融（153—208），字文舉，山東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孫子，他「幼有異才」，十歲時就登門見李膺。《後漢書》寫這段故事，說：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來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孔融十六歲就坐了牢，為的是通緝犯張儉到孔家來避難，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張儉。事發後孔融說他該負責，孔褒說：「彼來求我，非弟之過。」他們母親說她是家長，她該負責。「一門爭死」，俠義感人。後來皇帝決定由孔褒負責，孔融就出了獄。
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譚圍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幾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對恢復肉刑，反對曹丕私納袁紹兒媳婦，反對曹操禁酒……跟曹操不合。小人郗慮從中搞鬼，最後由路粹羅織孔融罪名，說他「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說他「謗訕朝廷」「不遵朝儀」「大逆不道」。於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獄，最後全家被殺，年五十六歲。《後漢書》記這一慘劇始末如下：
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雲：‘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讚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
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
孔融是東漢末年的大名士，又是「建安七子」的龍頭老大。在政治見解上，他不脫名士氣，「理不勝詞」，並不怎麼高明。但在哲學見解上，他的「父母於子無恩論」，倒是最有氣派的。他最後殉道而死，主要罪名也就在此。在路粹檢舉孔融罪狀後，曹操「宣示孔融罪狀令」中下結論：「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融傳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如缻器，寄盛其中。……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結論這樣一下，就殺人了。
在孔融的「父母於子無恩論」之前，王充《論衡》中就有了先聲。王充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為王充相信夫婦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慾動而合」（性慾衝動性交）的產物，所以他這種開明觀念，也最能引動其他開明人士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時候，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孫子，居然提出了青出於藍的驚人議論，他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缻中，出則離矣」的話，是更進一步，把母子關係看成了把東西寄放在瓶子裡的關係，說得更露骨了。
在王充、孔融以後，文獻中這類議論，錢鍾書《管錐編》曾舉例如下：
《朱子語類》卷一二六：「釋氏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雲：‘先時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滅絕天性可知！」蓋不知孔丘家兒早有「寄物」「寄盛」之喻，較「寄宿」更薄情也。古希臘詩人亦謂：「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過來自情慾一餉、不淨一滴耳。」（ifthourememberest，oman，howthyfathersowedthee…thouartsprungfromincontinentlustandafilthydrop.）後世詩文中，習見不鮮，舉數例以概。17世紀英國名作：「汝子被訶，倘不服而反唇曰：‘何故生我？我初未乞求誕生也！’汝將奚如？」（whatifthyson/provedisobedient,and,reproved,retort，／「whereforedidstthoubegetme？isoughtitnot！」）又一劇二角色相語，甲雲：「若翁生汝，汝則殺之，足以報施。」（cuttinghisthroatwasaverygundreturnforhisbegettingyou.）乙答：「老革初未嘗計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耳。」（twasforhisownsake，hene’erthoughtofmeinthebusiness.）《海外軒渠錄》言小人國法令謂父母生子女出於情慾（bythemotivesofconcupiscence），故子女於親不必有恩義（obligation）。當世波蘭小說申母誡未嫁女毋外遇致有孕，曰：「吾不欲家中忽添嬰兒。」（butidon’twantkidhere.）女怫然答：「汝之生我，幾曾先事詢我願不乎！」（youdidn’taskmeifiwantedtobeborn.）一義大利小說中母責女曰：「汝對阿父語，不得如此。」（guardachenondovrestirisponderecosiatuopadre.）女藐之（alzavalespalle.）曰：「我初未求出世，汝二人專擅，遽使我生。」（iononavevochiestodivenirealmondo.miciavetefattavenire.）吾國舊號「孝治」，故率言如孔融者不多耳。
另一方面，以父母立場發言的，錢鍾書也別有舉例：
18世紀英國才婦（ladymarywortleymontagu）致其女（thecountessofbute）書曰：「汝不必感我誕育為人，正如我不謝汝惠臨出世。俗見多妄，每以孝思繩子女，吾生平絕口未嘗道之。」（youarenomoreobligedtomeforbringingyouintotheworldthaniamtoyouforcomingintoit，andinever，nevermadeuseofthatcommon-place（andlikemostcommonplace,false）argument，asexactinganyreturnofaffection-letters.「everyman’slibrary」，400）母氏劬勞，而持此論，尤罕事也。
這種以父母立場的發言，在20世紀的中國，曾有過一番討論，這是由汪長祿引起的。汪長祿寫信給胡適，說：
大作（《我的兒子》）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這和孔融所說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差不多同一樣的口氣。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說的，「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說法。換一方面說，做兒子的也可模仿同樣口氣說道：「但是我既來了，你不能不養我教我，那是你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我的恩誼。」那麼兩方面湊合起來，簡直使親子的關係，一方面變成了跛行的義務者，他一方面變成了跛行的權利者，實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論，舊時代的見解，好端端生在社會一個人，前途何等遙遠，責任何等重大。為父母的單希望他倆的兒子，固然不對。但是照先生的主張，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成一個「白吃不還賬」的主顧，那又未免太「矯枉過正」吧。
現在我且丟卻親子的關係不談，先設一個譬喻來說。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裡住上若干年，並且供給我的衣食，後來又幫助我的學費，一直到我能夠獨立生活，他才放手。雖然這位朋友發了一個大願，立心做個大施主，並不希望我些須報答，難道我自問良心能夠就是這麼拱拱手同他離開便算了嗎？我以為親子的關係，無論怎樣改革，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就是同朋友一樣平等看待，果然有個鮑叔再世，把我看作管仲一般，也不能夠說「不是待我的恩誼」吧。
大作結尾說道：「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話我倒並不十分反對。但是我以為應該加上一個字，可以這麼說：「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單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為什麼要加上這一個字呢？因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和那「悌弟」「信友」「愛群」等等是同樣重要的。舊時代學說把一切善行都歸納在「孝」字裡面，誠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劃在做人事業範圍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夠做一個堂堂的人。換一句話，就是人若要做一個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個不孝之子不可。總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雖然沒有「萬能」的本領，但總還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厲風行」，硬要把它「驅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聯想到先生個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貴同鄉，當時插嘴說道：「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作洪水猛獸一樣，其實適之這個人舊道德並不壞。」說罷，並且引起事實為證。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這位貴同鄉的說話推測起來，先生平日對於父母當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為，是絕無疑義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淺薄的青年，動輒抄襲名人一兩句話，敢於扯起幌子，便「肆無忌憚」起來。打個比方，有人昨天看見《每週評論》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說道：「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久而久之，社會上佈滿了這種議論，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都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無非看見舊式家庭過於「束縛馳驟」，急急地要替它調換空氣，不知不覺言之太過，那也難怪。從前朱晦庵說得好，「教學者如扶醉人」，現在的中國人真算是大多數醉倒了。先生可憐他們，當下告奮勇，使一股大勁，把他們從東邊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邊去。那不是和沒有扶起一樣嗎？萬一不幸，連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誰叫冤呢？
胡適的答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