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淪陷區的文化工作者雖然有「我自閉門無冷暖」的一面，但也有「怒向刀叢覓小詩」的一面。淪陷區通俗文學的興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俗文學自生自長的內因，也有文化工作者們大量的自覺努力等外因。
首先，第一方面在客觀環境上，淪陷區的通俗小說佔有天時地利。
先鋒文學的急劇萎縮，為通俗文學讓出了廣闊的表演空間，並相對突出了通俗文學的地位，進而把先鋒文學的一部分功用轉卸到通俗文學的肩頭。
淪陷伊始甚至以前，大部分文藝界人士就或整或零地向大後方次第撤離，使淪陷地區的先鋒文壇短期內幾乎處於被抽空的狀態。京、滬兩大文學中心的骨幹在「文章下鄉」、「文章人伍」的旗幟下紛紛奔赴西南。而由於種種原因留下來的，或則像梅蘭芳蓄鬚明志一般，罷手不寫，或則像周作人苦茶自飲一般，強顏塗抹，根本布不成先鋒之陣，其餘的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淪陷區偶爾能輾轉得到身在大後方的先鋒作家們的一點墨寶，不勝欣喜，十分重視，總是置於刊首，彷彿獲得了總統題詞一般。（例如《春秋》雜誌第一年第五期，第二年第一、二、三期）這樣，通俗文學便得到了一個「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天賜良機。先鋒文學的萎縮，不僅是拱手割讓出廣闊的市場，更重要的是去除了多年壓在通俗文學頭上的蔑視，使通俗文學感到了一點文學品位上的自由。
與此同時，淪陷區文化市場對通俗小說有著特殊的期待視野。
淪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廣大讀者的閱讀心態。如果說在淪陷之前，許多人還抱有速勝論的樂觀情緒，喜歡看「與抗戰有關」之作的話，那麼淪陷的無情現實，不能不粉碎狂妄自大的速勝說。
「前途崎嶇蜀道難」，這樣悲觀的看法恐怕是淪陷區的許多人不得不接受的。身陷鐵蹄之下，山河光復需待時日，但人總還要生存，生存又不能僅僅是飲食男女，於是，在政治不能談，也無甚可談的境況中，風花雪月、聲色犬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難所。對國事的焦慮漸漸轉化成麻木和忘卻，許多覺悟不高的民眾被迫安於灰色的生活，只能從通俗文化中找到一點慰藉或者是刺激。隨著戰事的推移，「國家」、「民族」彷彿漸淡漸遠，而身邊瑣事卻日益凸現。正像當時有人詩中所說：「半壁河山地盡焦，憂時志士尚寥寥」，「國事蜩螗何足問，周嚴婚變最關己。」（指周璇、嚴華）《春秋》雜誌上開設有「春秋信箱」，讀者來信中，訴說的盡是個人生活的煩惱，諸如婚外戀問題，單相思問題，孤獨症問題，以及求學謀職、養家等問題。普普通通的市民生活在動盪之後重新穩定自己的秩序，文化市場所需求的精神產品自然要制約於市民生活的情趣和水準，這便使得通俗小說的勃興有了十分適宜的土壤。
從生存氣氛上看，淪陷區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壓迫和控制先鋒文學，寬容和放縱通俗文學，使先鋒文學生存得比較艱難，而通俗文學則比較舒暢。雖然統治者並沒有這方面的明文規定，但從一般文學出版物的處世姿態上，可以找到明顯的根據。
在眾多的文學刊物中，除了公開為統治當局歌功頌德的官方色彩較濃的以外，大多數刊物都斷然迴避政治，毫不隱諱自己的膽怯。
《大眾》月刊的《發刊獻辭》說：
我們今日為什麼不談政治？因為政治是一種專門學問，自有專家來談，以我們的淺陋，實覺無從談起。我們也不談風月，因為遍地烽煙，萬方多難，以我們的魯飩，亦覺不忍再談。
我們願意在政治和風月以外，談一點適合於永久人性的東西，談一點有益於日常生活的東西。
這裡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對當下境況和具體問題的逃避，而像武俠和言情一類的通俗小說，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載體。這篇獻詞接著說：
我們的談話物件，既是大眾，便以大眾命名。我們有時站在十字街頭說話，有時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談；我們願十字街頭的讀者，勿責我們不合時宜，亦願象牙塔中的讀者，如罵我們低階趣味。
從這裡，可以感受到兩種高壓：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這兩種高壓的夾縫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違背「時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徵稿導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強求自圓其說，而其不涉政治的宣告則宛如一種低聲的控訴。如《大眾》的《徵稿簡章》說：「賜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載者，請於一個月內取還。」《小說月報》向職業青年徵文的簡約說：「凡攻擊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響地方治安者，雖佳不錄。」這不正是當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嗎？
於是，各種刊物上充滿了五花八門的商業廣告，明星行蹤，消遣時尚，乃至性病用藥、嫖界指南，烘托出一片「繁榮」氣氛。這樣的氛圍，正適宜通俗文學暢快呼吸，而先鋒文學則不時感到捉襟見肘，甚或舉步維艱了。
第二方面，通俗小說自身的發展也已相當成熟，內部的慣性加強了其勃興之勢。
通俗小說在五四時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痛擊，被打得近乎啞口無言，毫無還手之力。但是通俗小說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仍然野火春風般生長著、蔓延著。如果從銷售量上看，就更能感覺到其旺盛的生命力。瞿秋白在《吉訶德時代》中說「五四」式的一切種種新體白話書，至多的充其量的銷路只有兩萬，例外是很少的。」而通俗小說普普通通就能發行十來萬，這個數字在當時的文化條件下，是相當可觀的。新文化運動餘音未歇，通俗小說便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狂潮。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在上海《紅》雜誌開始連載，直至1927年告一段落，五年間盛傳不衰。時隔一年，1929年顧明道的《荒江女俠》在上海《新聞報·快活林》連載，再次引起轟動。接著，一大批通俗小說大家崛起，除了「南向北趙」，更有張恨水、劉雲若、還珠樓主、宮白羽等名揚四海。到抗戰之前，通俗小說巳經是兵強馬壯，佳作如林，雖有先鋒文學的競爭與排壓，但已無礙其遊刃馳騁了。及至淪陷，這股勃興勢頭有進無已，直到後期才漸漸減弱下去。
通俗小說自身的頑強發展還表現在文化工作者們開始對通俗小說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論建設。
丁諦在《小說月報》1943年5月號上發表一篇《文藝創作的動靜》，最後一段說：
靜默的時候不是靜默，她孕育著未來的高潮。在頹廢的時候，文藝家應該靜靜的把握著這個停滯的時代，並且，配合著時代文化的整體，批評她，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這段話的弦外之意是很值得琢磨的。像丁諦這樣的通俗小說家並沒有在苦悶的時代裡頹廢下去，而是靜靜地觀察著、工作著，用奮鬥來迎接「未來的高潮」。在通俗文學的問題上，當時就很正式地舉行過頗具規模的討論。北方的《國民雜誌》專門討論過「色情文學」，對與通俗文學關係很密切的所謂「色情文學」基本上表現了比較寬容的姿態。如楚天闊認為：「不能因為有一點色慾的描寫，就否定了這作品的藝術價值。」耿小的表示：「我不反對性的文學，但是它須要寫得有意義。」楊六郎提出色情文學到底是文學中的一個支流，哪怕是一小支，而總不能說這一小支不是文學，不是藝術。」公孫燕則大膽地斷言：「色情文藝發達期，必是國民教育的比例提髙期。」王朱則乾脆把《查泰萊夫人》開除出「色情文學」的行列，因為「作者太過於膽怯，又想寫，又害怕，鬼鬼祟祟同時還又要充假面具聖人，我真的替他嘆息！」這些瑕瑜互見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不乏啟發意義。
1942年10月號的《國民雜誌》又推出「小說的內容和形式問題」筆談專欄，請上官筍、楚天闊等10人圍繞新文藝小說和舊章回小說的關係發表意見。上官筍認為五四新文學拋棄了民眾，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買辦、高等華人的烏合隊伍。」要「發掘有生活經驗的新進文藝小說作家」，「從多方面試驗新形式」並「應用大眾的語言」。楊六郎主張新舊「兩造」都要「以自勵作標準，以不騙讀者為目的」。他還說要想順應大眾，「而使小說通俗，武俠小說是一個開路先鋒」，並舉老舍的《斷魂槍》為例。天津作家鮑司則批評「民眾由於自然的習慣，便成為一種苟且疏懶的接受態度」，所以「不能心急」。陳逸飛認為「文藝小說根本不是小說，通俗小說應改為民眾小說或大眾小說，然後才說得到建設方案或批評指導」。他主張「仿照‘評書行’的方法，要有傳授」，「要由官方組織」，「今後小說課程中要加人這一項，就是一般人常在口頭掛著的‘文藝政策，」。這些意見在1949年後部分地成為現實。天津作家楊鮑認為要改進章回體，「不能與生活脫離」，「現社會太需要藉通俗的形式傳播一些知識思想的，但不可迎合低階趣味」。楚天闊「反對舊瓶裝新酒」，「主張改進新小說」。知訥則「贊同舊瓶裝新酒」，並認為章回小說「已經接近了新文藝」。
11月號的《中國文藝》刊出上官筍的《論文藝大眾化之內容與形式問題》，總結這次討論，指出文藝要大眾化，必須「整個文學的深入民眾心裡」。提出「文藝大眾化的活動應該保有多元性的發展」，一部分仍使用「新文言」，另一部分「作徹底大眾化的嘗試」。
更有代表意義的討論是在南方的《永珍》雜誌。
1942年，《永珍》雜誌專門出了兩期「通俗文學運動」專號，共發表了陳蝶衣《通俗文學運動》、丁諦《通俗文學的定義》、危月燕《從大眾語說到通俗文學》、胡山源《通俗文學的教育性》、予且《通俗文學的寫作》、文宗山《通俗文藝與通俗戲劇》等六篇理論文章。這對通俗文學的興盛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陳蝶衣認為，「通俗文學兼有新舊文學的優點……足以溝通新舊文學雙方的壁壘」，「通俗文學與俗文學應該是一對很密切的姊妹花」。這等於說把通俗文學與俗文學區別開來，提高了對通俗文學的認識檔次，並且也抓住了通俗文學很實際的特長。
丁諦認為通俗文學具備的條件，是：
一、為一般人所易於接受的，欣賞的；
二、切合一般人的欣賞力，但也需要提高或指導匡正一般人的錯誤思想、趣味和意識；
三、藝術單純化；
四、以特殊的才能體會通俗，以一人生活投進到多數人的生活，以新內容新觀念而組織、建設新的通俗的觀念。
他還據此四條為通俗文學下了定義。可以看出，丁諦在強調為「一般人」的基礎上，十分注意「提高」、「指導」，注意通俗觀念的更新。
危月燕認為通俗文學應該包含有下列的幾種特徵：
一、具有代表大眾前進的意識。
二、文字淺顯明白，內容生動有趣，使大眾個個看得懂，而且喜歡看。
三、絕對排除違反時代的色情、神怪、封建意識等類毒素。
不難明白，危月燕主張通俗文學應以「淺顯」、「有趣」勾引大眾，然後向其灌輸「前進的意識」。
胡山源反對一味消遣的通俗文學，並在寫作技巧上主張「要經濟，要周詳，要正確」。
予且認為通俗不是平凡、淺薄、粗陋、迎合低階趣味，他認為大眾化是要接近大眾的生活，增強大眾的興趣，培養大眾的溫情，誘導大眾去寫作。
文宗山一上來就不無影射地說：「在言路窄狹的今天，將文藝通俗化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自然不是沒有意義的。」然後強調「通俗」與「庸俗」是絕對不同的，一要「在趣味性中去增加老百姓對文藝能進一步的認識」；二要「由淺人深，必需循循善誘地把他們一步一步往上拉」。
綜合看來，在這場討論中，論者有一個基本的意識，即把通俗文學當作一個嚴肅的課題來對待，從啟蒙民眾的角度給予高度重視，既注意把它與「純文藝」區別開來，更注意把它與「俗文學」區別開來，主張以其娛樂功能為手段，以其教化、認知功能為目的。這實際即是「形式」為「內容」服務。這不禁使我們注意到，這場討論與發生在國統區、解放區的同類討論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解決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係，要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並重。這一講話決定性地提高了解放區通俗文學的地位。國統區以向林冰和葛一虹為雙方代表的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最後也歸結到大眾化的道路上。老舍在《談通俗文藝》中把「通俗文藝」與「大眾文藝」相區別，實際跟陳蝶衣的用意是二致的。茅盾主張大眾化要利用舊形式（《大眾化與利用舊形式》），艾思奇甚至寫出了《舊形式運用的基本原則》，周揚、何其芳等人也大談「形式」與「內容」，結果，國統區、解放區的通俗文學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如果把淪陷區的這一情況放進去一併觀察，就可看到全國範圍內，新文學面臨著五四以來又一次巨大的話語變革，這一變革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當然，淪陷區與國統區、解放區所理解的「內容」、「形式」可能各自不同，所以，通俗小說的面貌也大不一致，但僅此一點即可有力說明，淪陷區通俗小說的繁榮是文學自身發展所主要決定的，並不因「淪陷」而失去其自身固有的任何藝術價值。
最後應當注意的是，淪陷區通俗小說的興盛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與此同時，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藝界也都對通俗文學青睞有加。國統區的通俗小說先是借抗戰小說抬高品位，又轉而以諷刺、暴露增加其思想深度，例如張恨水，後來又有無名氏、徐訐的被學界稱為後期浪漫派的小說——算是較為精緻的通俗文學。解放區的通俗小說則無論在品位上還是影響上都壓過了先鋒小說，趙樹理這樣的作家成了小說界的核心人物。另外，與淪陷區一樣，國統區和解放區都進行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都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得失進行過總結闡發。這似乎又可說明，通俗小說的興盛是不好僅憑淪陷區這一維去思考的，淪陷區與文學的興衰並無必然聯絡。
除了理論上比較深人的探討外，淪陷區通俗文學與先鋒文學、與世界文學都是相溝通的。當時的雅俗之間並不像今天這樣存在如此巨大的分野。同一本刊物上，往往是既有先鋒文學，也有通俗文學，有時不大分得清彼此。如《春秋》雜誌上既有孫了紅、胡山源、程小青、張恨水、丁諦、鄭逸梅之作，也有茅盾、巴金、沈從文、臧克家、黃藥眠、王西彥，乃至冰心、李金髮、穆木天之作。從作家看，予且、丁諦、譚惟翰等人主要以通俗小說家面目出現，但他們的有些作品，尤其是短篇，無論看內容，看形式，都沒有過硬的理由說它們就不是先鋒文學。如譚惟翰的《夜闌人靜》當然可視為通俗小說，但他根據戴望舒的名作《雨巷》的意境所寫的同名小說，卻是先鋒意味很濃的、頗有點「為藝術而藝術」的一齣戀愛悲劇。同樣，危月燕的《花都蒙塵記》可視為通俗小說，而他寫的《首陽山》，卻與魯迅的《采薇》一樣，屬於「故事新編」風格，按某些學者的觀點，頗帶表現主義風格，這卻又是先鋒文學了。所以，不少作家實際上具備了多副筆墨，也許這是淪陷區的生活現實迫使作家不得不「多才多藝」吧。顧明道、程小青都兼作書畫扇面，予且為人批命占卜。徐卓呆在鄭逸梅的紀念冊上寫過十六個字：「為人之道，須如豆腐，方正潔白，可葷可素。」這恐怕的確寫出了這些「淪陷區文人」在特殊處境下的心態和操守。所以，像《大眾》這樣的刊物，敢於宣稱：「在這本《大眾》裡面，新舊兩派，可謂巳經打成一片，雖在目錄裡面，也看不出一點痕跡。」《春秋》雜誌則主張正統派與鴛鴦蝴蝶派應如「陸處之魚，相煦以沫」。通俗文學並未因先鋒文學的萎縮而大露其短，相反卻趁機吸取先鋒養料，豐富了自己的裝備，就好像正規軍撤退以後，游擊隊反而發展壯大，成了「準正規軍」一樣。
與世界文學的溝通也是淪陷區的一大優勢。如譚惟翰就譯過托爾斯泰的《生之真諦》，伯吹、柏舟等也譯過托爾斯泰之作，歐美的名家名作和文藝思潮不時都有介紹。程小青譯的《希臘棺材》和《女首領》非常著名。北方的刊物則翻譯日本的作品較多。《大眾》雜誌上還請錢士翻譯了勞倫斯的《蔡夫人》，即今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種在同一本刊物上，古今中外並列，雅俗新舊雜陳的做法，大大有利於通俗文學的「提高」，就像普通中學的學生，插班到重點中學一樣，近朱者赤，自然會產生「見賢思齊」之效。至於先鋒文學是否會「近墨者黑」，那就另當別論了。
總之，淪陷區文學工作者多方面的辛苦努力，使淪陷時期的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沒有「靜默」和「停滯」，而是取得了在某些方面看來比國統區和解放區更有特色的成就。這是今天的文學研究者所必須正視和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