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只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燬，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