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喜歡在文化交談中的這種隨意跳躍。如果一直盯在一個個專業話題上不越邊界，就太侷促了。跳躍本身，就是思維快感的來源。

王牧笛：這很刺激，卻有點困難，我來充當實驗品吧。我覺得朱子和陽明是中國哲學的高峰。朱子的中心思想是個理，理說到底是萬物之所以成為萬物的根據。比如秋雨老師面前的杯子，首先是存在一個杯子的理，再加上作為質料而存在的氣，才結合成這個杯子。理和氣的關係於朱子是人騎馬，理是主宰者，氣是材料的賦予者，理與氣的聚合產生了周遭萬物和世界，這在哲學上是本體論，朱子通過理學給先秦諸子的學問奠定了一個形而上學的基礎。

有了本體論自然還有認識論，有了理，有了氣，還有格物致知，是精神修養的方法，第一個是致知，第二個是用敬。因為氣和理一個具體，一個形而上學，所以我們要通過具體的東西去格物才能夠認識理。王陽明很有趣，他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通過格具體的物，要窮他的理。但普通的格物方法不行，還要用敬，沒有用敬的話，對於物的處理方法只是簡單的智慧訓練，只有用敬才能上升到聖人境界，拂去珍珠的塵埃，見到本來的光彩。

朱子的學問蔚為大觀，我試舉一兩個經典的。萬理的總和叫太極，他認為每一個物上面都分有著太極，這比柏拉圖要高明，他的「善」沒有解決「一」和「多」的問題，而朱子用了一個佛教的比喻就是月映萬川，月亮會照在每一個水面上來解決「一」和「多」的分際。

呂帆：我再說說倫理觀。朱子強調理是至善，它高高在上並有道德含義，就是儒家一直強調的禮、義、仁、智，但高高在上的理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它貫穿於各個人的身體力行，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講，天、地、人三者在同一軸線上，可以貫通一氣，這是先儒了不起的理念。另一方面，從人至天，怎麼樣去達到至善之性？需要人自己的努力和超脫，就像夠東西，有人夠到了八成，有人夠到了十成，有人只夠到一成，所以理貫穿到人身上以後，會產生氣質的偏差，所謂的君子、小人從此而分。理是至善，我們古儒有這個理想，很不容易。

歐陽霄：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陸九淵並發展到高峰，他也認為心即理。還用杯子來舉例，朱子還認為有一個客觀的杯子在，杯子有杯子的理，但王陽明不認為有客觀的杯子的理在，他覺得理在自己的心裡，心和理合一。理是什麼？理是心的一種結構，所以就不存在外化於自己的杯子了。王陽明格竹子七天七夜，格到自己大病一場，覺得這樣格竹不行，就在靜坐的過程中來格物，其實這時就不再是格外界的物，而是正心。王陽明的學說最後成為一種正心的學問，凡事反省內求了，這大概是他最主要的特點。

王牧笛：我補充一下，傳說陽明跟一個得道禪師對話，聊累了休息，王陽明突然問，禪師你現在還有家嗎？禪師說有啊。陽明說你家裡還有誰？禪師說我母親還在。陽明問，你想念你的母親嗎？禪師靜默了很久才說，我怎能不想她呢？禪師潸然淚下，第二天就打包還俗，看母親去了。這說明通常在我們看來高高在上的人有著同樣的心、同樣的性，而這個心性，對你我來說，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致的。這雖是個小故事，但可以反映出王陽明怎樣通過心和性看待世界。

餘秋雨：像你們這樣講，別人是聽不明白的。閃光點很多，卻概括不起來。

書生智慧，在中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是一種超濃度的多。因此一直有人試圖把它們統合起來。由於智慧與智慧之間互不服氣，因此統合者常常會藉助於超驗的力量，例如漢代的董仲舒就試圖以「天人感應」來作為「獨尊儒術」的背景，結果走向了反理性的虛妄之途，而真正的儒家還在隨著社會的政治風向而命運起伏不定。魏晉名士們想以道家來刺激儒家，卻也沒有產生堅實的思想成果。從北魏到隋唐，佛教興盛，韓愈等人試圖為儒家張本，成效不大，反而出現了儒、佛、道互滲互溶的趨向。於是，最終出現了宋明理學，以朱熹為核心，整合成了一個以儒學為本的龐大思想體系。

朱熹以一種宏偉的理論氣概，使原本處於散落狀態、感覺狀態的儒學，具有了嚴密的哲學邏輯，這顯然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他試圖確立中國學理的單一本體，劃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區別，然後統貫天地萬物。

他認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發。結果，因它，構成了千年儒學的完整形態。

遺憾的是，朱熹構建這一理論之時，社會現狀與他的理論體系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滅人慾」的社會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為規範，成了中國人的精神桎梏和行為鐐銬，符合了政權統治者的利益，卻成了社會進步的阻力。在學術的真實性體驗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試圖溝通「物」、「知」、「理」之間的渠道，也只是一種空幻的設想，難以產生真正的認識論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陽明，已經看出朱熹的問題所在，便不再在幾重難以溝通的概念間勉強連結，而明確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學」，連那個至高無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又怨聲載道地去「存天理、滅人慾」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朱熹認為，人的「行」是發自內心的，而「知」卻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陽明這裡，哪裡還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於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這顯然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推動，因此也可以獨立地稱之為「心學」。

如果硬要比較，就我本人而言，當然更喜歡王陽明的「心外無事」、「心外無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說法，因為我的人生實踐證明，這些概念幫我渡過了很多社會災難，並有所作為。但是，如果從純粹哲學的高度上來分析，這裡所說的「心」、「良知」等概念還是朦朧迷離的。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我建議大家讀一讀李澤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學片論》、《己卯五說》、《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等。就我涉獵所及，他講得最為深入。

朱熹和王陽明這兩位哲學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寫嶽麓書院的文章中記述過朱熹晚年受迫害，與他最信任的學生蔡元定訣別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寫家鄉的文章中評價過王陽明先生的驚人生命力。王陽明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將軍之一，這在人類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健全生命。我仰視他，並不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同鄉。

在文化專制的大背景下有這麼健全的文化生命，這一事實，常常使我產生自勉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