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小龍：據我瞭解，本來在漢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後來漢武帝即位，由於他需要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就顯然很「與時俱進」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西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問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所以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儒術從此逐漸成為以後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餘秋雨：我們文化學術界的主流思維是繼承既成傳統，認為那就是「國情」。但是，百家爭鳴的景象確確實實地出現過，而且正是出現在這片國土上，這難道不是國情嗎？
我在備課的時候已經下了決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課程中給你們一代留下一個關於百家爭鳴時代的深刻印象。人類最深刻的印象，首先總是作用於視覺，因此我從世界座標出發，找了一幅畫，那是歐洲文藝復興大師對於從古希臘開始的百家爭鳴的想象，可能對我們加深印象很有幫助。
歐洲文藝復興時，義大利「藝術三傑」中年齡最小的拉斐爾曾經畫過一幅名為《雅典學院》（theschoolofathens）的畫，反映的是古典時期學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地佛羅倫薩（florence）的統治者麥第奇家族（themedicifamily）在文藝復興到來之前，就開始頻頻提到雅典學院時代的學術氕氛，並且建立了模擬性的柏拉圖學院（platoacademy）。
《雅典學院》中出現了很多學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圖，他的左邊是學生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分別代表古典哲學的兩大流派。兩人的周圍圍繞著很多學者，傾聽他們激昂的辯論。也有人在臺階上旁若無人地獨自研究，後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兩座浮雕，分別是智慧女神雅典娜、愛與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畫面上這些人從不同方向進行著平等的、創造性的思考，實在讓人振奮。始於十四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打破了中世紀的黑暗，靠的不是僅僅復興一個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而是對歐洲整體思維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復興。因此，拉斐爾在這幅畫中又加進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後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畫進去了，表現出自己對於這一脈精神的參與。
看了這幅畫，從視覺上領略了這種情景，我們可以回到「國情」之上了。與雅典學院的創辦幾乎同時，在遙遠的東方，也有一個類似的學術機構，叫稷下學官。稷下是齊國都城一座城門的名字，究竟是南門還是西南門，有待繼續考證。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雖然相隔萬里，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以地名命名，創辦時間接近，執行方式也相差無幾。可見，在我們的土地上，也曾經出現過《雅典學院》那種令人感動的景象。
中外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團體，如武士團體、政治團體、經濟團體、好漢團體，等等。但是真正讓人類高貴起來的，是這樣的學術團體。在這裡我很想停留一下，討論幾句。大家怎樣看待這種東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巧合呢？
王牧笛：雅典學院和稷下學宮並存的時期，正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在時間緯度上構成了東西方文明發展的某種暗合。在我看來，人類文明的早期，或者說青少年時期，對話和辯論要比獨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學院式的學術共同體的組建，或者說學術組團的這種辯論的方式，可能激發出個體對一個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慮，這比對事物的單層面向的考慮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餘秋雨：你講得很對。當時人類智慧迸發，但有很多傑出的思考者還難於進行完全獨立的思考，因為他們缺少思想資源，更不知道前後左右、正面反面的邏輯框範。因此，在人類思維的奠基階段，一定是渴求互礪互淬的，並在互礪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點，找到與別人不同的自己。
一個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經歷一個這樣智慧聚會的階段。假若沒有，僅僅憑著各自的想法分頭痴想，就一定會陷入低層次的重複之中。
當然，這也是社會歷史的需要，像是巨石崩裂，烏雲散去，黑夜結束，人類從物質的提升進入到心靈的覺悟。這種情景，讓我想起羅丹的雕塑《青銅時代》：一個男子，瘦精精地甦醒了，夜霧不再遮蓋自己，於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軀。我還想繼續聽聽你們對稷下學官和雅典學院的感覺。
萬小龍：我覺得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都出現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會權力形態開始逐漸鬆動、解體，我們的祖先開始掙脫矇昧的束縛、權力的壓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會、自身。一時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片欣欣向榮的少年氣象。但當後來社會權力再次建立、穩固、強大起來後，就對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壓抑。政治權力選擇了保留某種文化記憶，儘管這種選擇帶有極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曾說過這樣的話：「少年的時代是詩歌的時代，青年和中年時代是小說的時代，老年就變成散文的時代。」我認為，稷下學官和雅典學院都是人類在少年時代的一個共同的表現，雖說兩者的空間距離非常遙遠，但同屬於人類的詩歌時代，同屬於人類思想初開時具有濃厚興趣和表達慾望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給人一種直觀的審美的懷念和追想，令人感動、鼓舞。
金子：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當下的時代無疑是一個國際化、多元化的熱鬧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熱鬧跟百家爭鳴時代的熱鬧一樣嗎？為什麼我們對現在很多方面的熱鬧持否定態度，而對那種古老的熱鬧卻不拒絕肯定呢？
餘秋雨：金子的問題很好。今天的熱鬧和古老的熱鬧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可能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言論的質量。那個時代的齊國在經濟上相當繁榮，政府給稷下學宮的學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並賦予了極高的社會地位。學者針對時政的褒貶，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學官在齊國的功能，既是智庫，又是學堂，還是一個交流思想文化的場所。當時的高階智慧人才如果想立身揚名，要麼去做官，要麼就去稷下學宮做學者。但是，更令人嚮往的是做稷下學者。這裡每位學者的人格和思想都會獲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獲得獨立的發展。在稷下學宮的眾多學者中，名聲最大的是孟子，但實際影響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為學官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較起來，我們今天擁有多種媒體，發言更加方便，為什麼在質量上遠遠比不上稷下學官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是一種經過嚴格選擇的高等級發言。而我們今天媒體間的發言，卻沒有這種選擇。大家也許要問，既然我們主張言論自由、人格平等，為什麼要分等級呢？稷下學官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論自由，可以體現在不同的空間。並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間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論自由。即便是關係眾人利益的政治言論，也要通過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間表述。
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普遍的現代誤會，至今還有很多人沉迷其間。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卻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擠到北大來；大量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難在學術文化上與大學教授對話。但是，這些常識性的社會區隔，在今天常常會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亂。在「文革」中，有一個「考教授」的運動，很多造反派狂徒拿著《學生小字典》來揭露國學大師的「讀音不準」，或批判醫學泰斗不會打針。我本人前幾年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一個文化等級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氣勢硬要與我討論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詞語問題、地理歷史問題，甚至戲曲史問題，全國一百多家報紙轉載報道，港臺方面也熱了一陣，我卻無言以對。因為一旦與他「討論」起來，我就必須在知識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歲，卻又要裝出吵架的姿勢，會讓我的讀者傷心。
良莠不齊的發言混雜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慧膠著成一團，那麼結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這種現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靜、理性的高層思維一旦陷入這種吵鬧的市場，在現場說服力上一定比不了雜亂無章、大紅大綠的庸俗表演。廣場辯論的時候，高嗓門一定勝利，安安靜靜的邏輯高度一定被埋沒、被遺忘。這種現象叫「廣場哲學」。我們並不贊同限制言論，但一定要區分發言的等級，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戲謔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貝多芬、海明威。否則，無數高分貝的假貝多芬必然會掩蓋真正的貝多芬，無數善於造勢的假海明威必然會蓋過真正的海明威。
除了言論的質量等級外，稷下學宮超越今天言論的第二個關鍵，是在於思想上開山立派的原創氣魄。那是在漫漫思維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條溝。用現在的語言描述，他們的思想具有宏大構架的開拓性和創造性。相比之下，現代社會的熱鬧，往往是人云亦云，隨聲起鬨，硬撐支派，偽造深刻。當然，歷史不能重複，過去的原創條件到後世已經不再具備，這可能也是人類在精神上越來越平庸的原因。
針對這兩個方面，我們在無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為。在今後，國民素質的提高，應該表現在大家對於精神等級的承認、梳理和守護，表現在大家對於高層思考者的尊重、保護和禮讓。而作為那些真正有責任感的高層思考者，一定要固守崇高的文化節操，以自身的人格維護創造的尊嚴。如果我們的民眾開始具有辨別力，我們的知識分子能夠擁有創造力，那麼，一個新文化的黃金時代將會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