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很長時間不到達現場而只顧在書本中爬行的這樣一條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線。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著古書臆想著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裡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只抱著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只在書齋裡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著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但我覺得，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像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歷史前奏。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顧炎武也做過書齋學者，讀過很多書，但後來，他把遠行考察放到了前面。遠行時也帶一點書，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選了。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麼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著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數萬裡考察時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國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顧炎武這樣的特例，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當然就會在自以為是的系統裡邊慢慢地枯萎。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孔子曾經多次設想過商代，在《詩經》裡讀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麼回事，只能踮起腳遠遠地仰望。至於司馬遷的仰望，那就更遙遠了。而現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體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們最多是過去讀書人的孑遺而已，但是一旦面對現場，情況就不一樣了。

確定安陽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並把它送達當代人的眼前，這是羅振玉的貢獻。

羅振玉身邊出現了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比羅振玉還要棒，這個人叫王國維。

王國維作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學者，在文、史、哲諸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留給我們一座巍峨的文化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的城壘上，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學者，和許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樣，也沒有逃脫自殺的命運。一個王國維死了，而一個商代活了。當我們回味著中華古老文明的悠久記憶時，仍舊會對這位大學者的死良久沉思，想著想著，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王國維比羅振玉小11歲，他們早年的時候就認識，互相之間有比較深的交往。王國維對羅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然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那就是在1917年發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的論文。包括羅振玉在內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著眼於解釋字的含義與內容，而王國維則把甲骨文當做歷史研究的資料。他在論文裡證明，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裡面所寫的商代的譜系基本正確，是信史。當然，裡面也有一些錯誤，王國維給予了糾正。

大家知道，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開創者，他創造的中國古代歷史的表述方式，其實是對於他之前歷史的奠基性的敘述。這個奠基性的敘述在1917年被一個現代學者所鑑定，這個鑑定是司馬遷自己當年都很想獲得的。

王國維完成了一項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研究，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起點。中國古代歷史在缺少鑑定和證明的情況下延續了那麼多年，最後終於從地下獲得了鑑定和證明。所以在二十世紀前期，儘管兵荒馬亂、生靈塗炭，中國學者卻進入了一個特別讓人感到驕傲的時代。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使我們古代的歷史更可信、更可依賴了。這是一個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對中國的新生有一種預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講到的，王國維沒有擺脫甲骨文大師共同經歷過的悲慘命運。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出門上班商討教學事宜。之後他又向同事借了點錢，僱了輛洋車往頤和園方向駛去。十一點鐘他進入園內，在石坊前坐一會兒後便漫步進入魚藻軒，從懷中取出紙菸慢慢抽起來。煙盡火滅，他突然縱身跳向昆明湖。這位聲名顯赫的大學者就這樣平靜地走向死亡。王國維到底為什麼死，永遠也說不明白。似乎能夠說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遺文，但是遺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說得清楚。

我想從宏現上來分析一下。當時的中國表面上看起來，出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三相結構」：社會現實發展得越來越糟糕，古代文物發現得越來越輝煌，中國學者卻表現得越來越傑出。這「三相結構」有一種強烈的不一致。我們現在可以瀟灑地來談論它，可對王國維來說，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撐這個「三相結構」，這就非常難了。他對古代瞭解得太多太多，特別是當甲骨文發現以後，商代已經重重地壓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經使他艱於行走了，但腳下的現實生活又是那麼混亂。大家可以設想，一個人肩上的包袱越來越沉重，而腳下的路越來越崎嶇，越來越狹窄，最後毀滅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腳應該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最後只能選擇死亡。

我始終認為，甲骨文不是導致王國維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過重。

如果說王國維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高貴的悲劇結構，那麼他的好朋友羅振玉，卻進入了一個怪誕的悲劇結構。羅振玉肩上的分量也很重，在尖銳的矛盾當中，他簡單地選擇了不矛盾，那就是選擇「古」。所以在現實生活中他就選擇一個已經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復辟，到偽滿洲國任職，成為偽滿洲國的一面文化旗幟。這等於造成了另外一種自殺。

你們看，當一個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聲音說給當代大地聽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犧牲者。犧牲的形態可能是悲壯的，比如像王懿榮；可能是窩囊的，比如像劉鶚；可能是無奈的，比如像王國維；也可能是怪誕的，比如像羅振玉。這些中國現代學者的生命，組合成了一種祭壇前的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