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也無力反攻，而且鑑於平壤之敗，不敢固守後勤交通線有隨時被切斷危險的孤城，不久真的放棄王京（漢城），撤退到朝鮮半島南端最初登陸地的釜山。車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長：等候命令。這時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鮮全國光復。如果換了有些大國，可能會趁此良機，把朝鮮一口併吞。然而中國卻命國王李(日公)不必內遷，還都王京（漢城），李(日公)像中了馬票一樣的大喜過望。
日本退守釜山後，中國援朝軍在外圍佈防。國防部長石星主張談判解決，國王李(日公)也向中國要求如此。這件艱難的工作由沈惟敬擔任，最後中國允諾加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並允許日本貿易，日本則允諾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國派遣使節團前往豐臣秀吉所在地大阪（當時日本首都仍在京都），舉行冊封典禮，朝鮮也派一個代表團陪同觀禮。然而，日本的談判不過是一個騙局，豐臣秀吉需要時間重新集結兵力。我們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國王的封號（好像連精通日本語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天皇）。於是等到中、朝兩國代表團抵達大皈之後，豐臣秀吉指摘兩國代表團的代表，官位太低，禮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國。一方面要求中國懲罰朝鮮，一方面在釜山發動第二次攻勢。
豐臣秀吉的背信，影響兩個人的生命，一是國防部長石星，一是和平使節沈惟敬，這兩位從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鈞下獄處決。然後命楊鎬、邢玠兩位大將，分別圍堵。楊鎬是著名的債帥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厲攻勢擊敗，死傷慘重，隻身逃脫。幸而邢玠終於擋住了日本陸軍，並用海軍騷擾日本的海上補給線，日軍的處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紀（十六）最後第二年，豐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遺令退軍，留在釜山的日軍才行撤退。其實即令豐臣秀吉不死，日軍因糧道不絕如縷，也會撤退。但豐臣秀臣之死，使他們撤退有名，保持了顏面。
——七世紀時，日本出兵朝鮮半島，還可以說是援助百濟王國對抗新羅王國。本世紀（十六）這一次，則連一個藉口都沒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對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國干預，朝鮮早已滅亡。日本似乎總是氣咻咻的，稍微有一點力量，就企圖奴役他的鄰國，不管這鄰國對他多麼友善。
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鮮，也是中國第一次保衛朝鮮，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歷時七年。日軍撤退後，中國援朝軍也跟著撤退。這是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中國戰士的鮮血，灑遍朝鮮半島，而一無所求。
九陽明學派
當援朝戰役結束時，本世紀（十六）也告結束。
讓我們暫時拋下使人昏眩的政治軍事，走到另兩個寧靜的領域，一是學術思想領域，一是文學創作領域。學術思想領域中，本世紀（十六）興起一種新的思潮，即陽明學派。文學創作領域中，則進入了小說時代，連續出現三部偉大的小說。
我們先敘述陽明學派。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起，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為儒家思想的正統。大黑暗時代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為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為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為怕爵。
王守仁於本世紀（十六）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因為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裡，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實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覺。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行合一。僅僅自命為知道了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敗壞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識離不開實踐。
自從十二世紀朱熹利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傳播理學思想，講學即成為高階知識分子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講學跟學校不同，講學是西元前五世紀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圖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因而被稱為柏拉圖式的），純以教師個人為主，沒有肄業年限，也不限定授課的場所。這種講學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對自己的理論建立嚴謹的課程，教師只是隨時隨地的，想到那裡，講到那裡。學生們固然可以追隨教師數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談幾句話，即恍然大悟，滿載而去。王守仁即用這種儒家學派的傳統方法，傳播他的學說。當一五一九年，朱宸濠親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變時，王守仁正擔任江西省南部軍區司令官（南贛巡撫），他率領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進攻南昌，把朱宸濠擒獲。即令在如此軍事倥傯之際，他仍然講學不輟，從各地投奔他的學生，跟他的衛士一樣，他走到哪裡，學生們跟到哪裡。
陽明學派對理學學派是一個正面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並行有兩支主流。但使理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只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理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即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為僅次於贏政大帝的第二號魔鬼。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學方法獲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樣，完全靠領悟獲得。佛教中觀音菩薩可以用一句話點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為神仙，陽明學派更注意這個契機。而領悟是獨佔的，不能公開驗正。於是，到了後來——王守仁逝世一百餘年的下世紀（十七）中葉時，陽明學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墮落的陽明學家跟酒肉和尚一樣，認為貪贓枉法，照樣可以使自己成為聖人，引起理學家的反擊，遂轉衰落。
十三部小說
其次，我們敘述三部小說。
中國文學的發展，像一列車廂分明的火車，從紀元前五世紀的《詩經》，發展到紀元前四世紀的《楚辭》，再發展到紀元前二世紀的漢賦，然後發展到八世紀的唐詩，十一世紀的宋詞，十三世紀的元曲。到了本世紀（十六），則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小說時代，有三部代表中國文學高度成就的長篇小說，先後出現。
三部小說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有人說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說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說他是十四世紀人，有人說他是上世紀（十五）跟本世紀（十六）之間的人。我們不知道正確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文學，描寫第三世紀三國時代——曹魏帝國、蜀漢帝國、東吳帝國，對抗的經過和最後終於統一的故事。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間流傳。第十世紀後，曾出現講述這些故事的稿本，那時還沒有「小說」這個名詞，只稱為「評話」。到了本世紀（十六），羅貫中用他的才華把它們加以整理組織，遂成為一部有文學價值的鉅著。在這部小說中，蜀漢帝國的宰相諸葛亮，被塑造成一個會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道教巫師。大將關羽，因他對義兄劉備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稱為忠義人物的典型，死後且被世人尊為神抵。另一位大將張飛，以直爽魯莽、粗獷聞名於世。中國古典戲劇中有太多的主題，取材於這部小說。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羅貫中一樣，歷史上沒有確實的記載，據說曾當過錢塘（浙江杭州）倉庫的管理員。我們姑且猜測他生在羅貫中之後，因為他寫的《水滸傳》，用的是流暢而成功的白話文（《三國演義》還是用文言文，雖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這是他大膽的革命創舉。
十二世紀初葉，宋王朝酒肉皇帝趙佶在位時，曾經有三十六個騎士人物，以山東省梁山泊為根據地。梁山泊是山東省梁山縣梁山之下的窪地湖，古代鉅裡澤的遺址附近。(奇.書.網-整.理.提.供)十二世紀時，黃河潰決，遂成為一片汪洋。這三十六個行俠仗義的騎士人物，縱橫華北大平原，專殺人民所最痛恨的貪汙官員和土豪惡霸，搶劫富家的財物，救濟貧民。這種行為被廣大的群眾歌頌為「替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