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衛軍官則在大臣將軍們身後站定,然後聽見一連串官員,從遠到近的傳報:「皇帝駕到。」劉邦坐著特製的用人拉的「輦車」,像舞臺上的鏡頭一樣,適時的緩緩出現。宮廷官員引導大臣將軍們按照官職大小的順序,一一念出他們早已背誦滾瓜爛熟的祝賀言詞。這時,宮殿上沉靜肅穆,人人震恐。接著,宴會開始,大臣將軍們都向前伏著身子,仰頭上望,任何人都不許可挺直脊樑,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視——必須爬到地下,再仰頸抬眉上看。這是一個使人起雞皮疙瘩,自我囗喪的猥瑣姿勢,但儒家卻正用它來表示君王的尊貴和臣下的卑賤。宴會進行中,再順序的向當了皇帝的老流氓劉邦敬酒祝壽,連續九次。最後,宮廷官員大聲宣佈:「宴會禮成。」監察官(御史)出現,把動作不合規定的大臣將軍,一一趕出殿外,指控犯了「失儀」之罪,提出彈劾,要求處罰。這種情形往往只罰錢了事,但皇帝老爺也可藉此良機,予以免職或砍頭。於是一場宴會下來,沒有一個人敢再喧譁吵鬧。劉邦大喜說:「天老爺,我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威風。」立即擢升叔孫通當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長),賞黃金五百斤,門徒們也都一一升官。久處在窮困而又絕望環境中的那些門徒,禁不住大聲歌頌他們的老師:「叔孫通真是聖人。」
從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貴的大臣,也都被這種儒家最得意的傑作「朝儀」,隔開一段距離。戰國時代那種君臣間面面坐立,膝蓋碰著膝蓋長談的時代,不再在中國出現,帝王政體遂走進一條永不能回頭的死巷。西方專制君主和東方專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學派雖然在技術上博得皇帝的歡心,但因為正逢黃老政治時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對政治發生影響。另一位博士轅固生就比叔孫通倒霉,他稍為對李耳、莊周表示不滿,竇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獸欄裡打野豬,幸虧當時皇帝劉啟暗中給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沒有送掉老命。後來,宰相趙綰也曾經計劃排斥其他學派,竇太后把他逮捕下獄,趙綰自殺。但竇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後,黃老政治無形中終止,儒家學派的好運氣來了。
劉啟的兒子劉徹於紀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衛綰的建議下,於次年(紀元前一四○年)舉辦一次全國人才總選拔,為國家選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國家管理人才,由皇帝親自考試。劉徹那一年十七歲,正是一個只歡喜遊蕩的大孩子,這考試當然由衛綰代表作主。衛綰是儒家學者,儒家學派人士遂天經地義地被認為是唯一的國家管理人才。一位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他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衛綰把他列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見,既然經過皇帝採納,那麼便成了國家的政策。於是,一個重大的鉅變,在不聲不響中發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內,所設的「博士」官職,原來由各學派人士分別擔任。此後只有儒家學派才能充當,而且限制範圍,只能研究《五經》。其他學派人士,全被驅逐,儒家遂獨霸學術中樞,定於一尊。其他學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長期的視為「邪說」、「妖言」,禁止閱讀研究,遂逐漸從知識分子腦海中消失。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經》。儒家思想遂成為皇帝欽定,中國唯一的正統思想。
第二,儒家學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創辦國立大學(太學),由博士擔任教師,傳授《五經》和孔丘的思想。學生由國家供給費用,只要被認可研究畢業,即被任命擔任地方政府的官員。不但是平民進入政府的唯一途徑,因而增加知識分子對儒家學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學派佈滿了各級政府,成為一種排他性極強的儒家系統。
第三,儒家學派的基本思想是復古——至低也要維持現狀,最重要的手段是禮教,尤以喪禮佔首要地位。那種連紀元前四世紀孟軻時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喪,此後卻逐漸推行。一箇中國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時間,不允許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這個最嚴重的一環,其他跟著而來的禮教,更多如牛毛,中國知識分子幾乎一生都為此緊張。有些專案,像「避諱」之類,簡直使人不堪負荷。
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時代,比道家思想時代——黃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時間,直到紀元後二十世紀,因受到嶄新的西洋思潮的衝擊,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必須隨時注意到,中國歷史是在儒家思想——復古和保持現狀的實踐之下。
五對匈奴汗國的反擊
黃老政治帶給當時中國空前的繁榮,雖然黃老政治終止,但繁榮仍在。僅以馬匹而言,○○年代時,宰相只能坐牛車,皇帝當然有馬車,但想要四匹顏色相同的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時,中央政府僅養在首都長安的馬,就有四十萬匹。民間大街小巷,處處是馬,而且競爭著只騎雄馬。對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國,反擊的時候已到。
中匈兩國之間,由於和親的緣故,邊境久久沒有大的衝突。當中國反擊行動於六十年代開始時,採用的是誘敵先發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將(將屯將軍)王恢統軍三十餘萬,埋伏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馬邑豪民聶壹,跟匈奴一向有商業上密切的往來,他把兩個死囚的人頭懸掛在馬邑城門上,告訴匈奴間諜說,他已把馬邑首長殺死,請匈奴乘虛進擊。軍臣單于信以為真,親自率領十萬騎兵,從武州塞(山西左雲)入境,直指馬邑。行軍一百餘公里,距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時,只見牛羊遍野,不見牧人,感覺到有點異樣。於是攻陷附近一個塞亭(降望臺),俘虜了一位雁門郡(山西右玉)的官員,要殺他時,那官員洩露了全部機密,軍臣單于大驚說:「是天老爺把你賜給我們。」把那官員封為天王,急令撤退。中國毫無所獲。
這一場陰謀奇計,雖然落了空,但中匈兩國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從此破裂。匈奴汗國又恢復從前那種大規模的侵略行動。可是,形勢已不是從前,中國的反應十分嚴厲,立即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
馬邑之謀四年後(前一二九年),大將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分別出上谷(河北懷來)、代郡(河北蔚縣)、雲中(內蒙古托克托)、雁門(山西右玉)四路進擊。明年(前一二八),衛青與另一大將李息分別出雁門、代郡進擊。又明年(前一二七),衛青、李息再出雲中向西迂迴進擊,這一次開始有大的收穫,匈奴大敗,中國再度把匈奴驅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與黃河之間,興築朔方城(內蒙古杭錦旗北)。三年後(前一二四),衛青率六位將領,分別出高闕(內蒙古烏拉特後旗東南)、右北平(內蒙古寧城西南)、朔方(內蒙古杭錦旗北),三路進擊,深入匈奴汗國三百公里,俘虜小王十餘人,男女一萬五千人,牛羊數近一百萬頭。
明年(前一二三),衛青再率六將領出定襄(內蒙古和林格爾)進擊。這一次中國吃了敗仗,大將蘇建所率領的三千人騎兵團,全部覆沒。另一大將趙信於兵敗後投降匈奴,因趙信深知中國內情,匈奴汗國像寶貝一樣看待他,特地為他興築了一個趙信城。兩年後(前一二一),中國二十三歲的大將霍去病出隴西(甘肅臨挑)進擊,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東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斬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餘人,俘獲匈奴休屠王祭天時用的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隴西作第二次進擊,越過居延海(內蒙古額濟納旗),深入一千餘公里,殺虜三萬零二百人。霍去病一年中兩次空前勝利,橫穿河西走廊,如入無人之境。而河西走廊正是匈奴汗國渾邪王的防地,伊稚斜單于大怒,迫究失敗的責任。渾邪王恐怕被殺,就帶著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中國投降。這對匈奴汗國是一個重大打擊,他們衷歌:「亡我祁連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山所產的紅色染料,可作為婦女的化妝品,中國「胭脂」一詞,即由此來。
中匈戰爭這樣延續了十五年之久,進入八十年代,才算有一場決定性戰役。
匈奴汗國也知道昔日光榮已經過去,所以採納降將趙信的建議,認為中國軍隊不能深入沙漠,就把國境線後撤,單于遠走瀚海沙漠群以北。中國當然不會罷手,紀元前一一九年,衛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向匈奴總攻。衛青兵團深入匈奴汗國五百公里,伊稚斜單于倉促迎戰,大敗,向北突圍逃走。衛青追擊到寅顏山(蒙古哈爾和林西南)趙信城,不見敵蹤(就在這一戰,名將李廣在沙漠中迷失道路,自殺)。霍去病兵團深入沙漠一千餘公里,殺虜七萬餘人,而匈奴汗國當冒頓單于最盛時,控弦戰士不過三十萬人。霍去病追擊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不見敵蹤。
這是對匈奴汗國最重要的一戰,從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沒有王庭,匈奴汗國對中國已不像過去那樣,構成生存上的威脅。前一一五年及稍後時間,中國更在渾邪王故地河西走廊,設立四郡:酒泉郡(甘肅酒泉)、武威郡(甘肅武威)、張掖郡(甘肅張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