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秉昆剛到「和順樓」，還沒來得及換西服，國慶他姐便向他報告，有位顧客要求見他一面。
對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說門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帶幾位客人來吃飯，而且只能打白條。他說起先不想來「和順樓」，是客人們提出要來這裡，因為這裡離文化館近，而且是曲藝家開的，人家是衝著「曲藝」二字來的。
「人家提出要來這裡，我作為主人沒理由不滿足。我可是通過好幾位朋友的介紹認識人家的。南方做羽絨服的父子倆，原先是養鴨的農民，後來不養鴨了，辦起了羽絨服廠，逐漸有經濟實力了，想在咱們北方拓展市場，有意租下我們文化館的一層樓。如果談成了，我這個館長今後幾年就好當了。」
秉昆一聽「南方」和「拓展市場」之類的話，就氣不打一處來，但一見邵敬文那英雄氣短的樣子，頓時又心軟了。
邵敬文接著說：「文化館賬上已經沒錢了，市裡的撥款還不夠開半年工資，我當館長的不想辦法不行啊！要是到別處去打白條，那也沒誰肯給我面子啊！秉昆你看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說：「門口那告示對你例外，只管帶客人來吧，酒水除外，想點什麼菜點什麼菜，算雜誌社宴請老主編了，這事我做主。」
白笑川聞訊出現，說會通知幾位曲藝家，中午前來助興。
那頓飯邵敬文的客人們吃得很開心，雙方在飯桌上把合同簽了。
送走他們後，白笑川說：「自從’和順樓’開業以來，就這麼一次我陪得高興。」
秉昆說：「老邵瘦多了。」
周秉義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鮮族的，其實她是漢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戰時期，她作為東三省老資歷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邊地區組織、發動武裝抗日活動，擔任過幾支抗日隊伍的政委，化名是當年的工作需要。實際上，她不止「金月姬」一個化名，但這個化名用的時間最長，從抗戰時期一直用到新中國成立初。擔任了省婦聯領導後，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實姓，可那麼一改，許多人熟悉她的戰友和同志將不知道她是誰了。組織上說服她不妨繼續用「金月姬」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從組織，便答應了。她長期擔任省婦聯領導，除了組織部門管幹部檔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實姓。
組織部門把她歸入抗日干部，但同屬抗日時期的幹部，她的革命資歷卻要老得多。許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時間從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稱「三八式」。她卻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就參加革命，次年入黨，當時才十九歲。二十多歲時，趙尚志、楊靖宇、李兆麟、趙一曼等親暱地稱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滿洲省委在抗聯部隊之間互通情報，傳達指示。
老太太革命歷史清白，既無汙點，也無疑點。因為解放前打過仗、負過傷，身體被折騰垮了，落下了病根，組織上完全出於照顧她，才安排她擔任了一個閒職，還是副的。就資歷而言，那是相當委屈她了。
組織部門的同志當年對她說：「鑑於您的身體情況，我們考慮來考慮去，覺得這樣安排您比較合適。省婦聯主席現在是副省級，如果您擔任副職，那就只能是廳級。您考慮考慮,不必勉強，有什麼想法再溝通商量。」
她當即表態：「不必考慮，請組織決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產黨人不應該向組織擺資格，和組織討價還價。感謝組織對我的關懷，也多謝同志們為我的工作費心。」
她說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話，而是發自肺腑的真話。依她想來，丈夫已經是副省長，自己何必再爭一個副部級待遇呢？擔任正職，那是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體確實再難承擔重任了。何況，革命是一回事，憑一腔熱血就行；領導人民大眾建設新中國是另外一回事，領導哪一行業都得儘快從外行變成內行，對於自己能否做到這一點她信心不足，起碼沒有丈夫那麼有信心。擔任省婦聯的副主任，她自認為是可以勝任的。
除了以上很實際的考慮，她頭腦中保留著那種功成身退的想法。她這位省婦聯副主任一當就是三屆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間換了幾屆婦聯主任，她這位資深的副主任卻從沒換過。沒人與她爭，爭不過的。一把手資歷比她淺，她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適，對一把手都很尊重，從不擺老資格。她對機關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員也特別和氣，與人為善，絕不給人小鞋穿，這讓她獲得了極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無非就是在開大會或舉辦大型活動時端坐主席臺上，主持、照稿講話、頒獎或只不過端坐著。她還參與有關婦女問題的調研,節假日到婦女密集的行業慰問,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時間,她待在家裡不上班。
「文革」伊始，這成了她的一大罪狀。「享受的是高幹待遇，乾的工作卻比機關服務員還少！」「紅色寄生蟲！」「不走路的走資派！」「殭屍型婦聯領導！」——矛頭指向她的大字報還不少。
最令人費解的是，從尊敬到攻擊、踐踏，竟不需要轉彎子。
那些批判並未讓她驚慌失措。幾乎所有的領導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會讓她驚慌失措。相反，她認為革命群眾以大字報的方式對她的棒喝是鞭辟入裡的，她心悅誠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堅決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間的存款悉數捐給了造反派們，供他們買紙張、膠水、墨水、刷子，製作戰旗、彩旗、袖標。
她到造反派們的各級指揮部、聯絡處去，逆來順受地當他們的老勤務員。
她那麼做也是真心誠意的，為的是刷洗「紅色寄生蟲」這一恥辱。對於她，那種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無形「紅字」，是所有批判詞彙中最讓她深感不齒的。
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後來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捲入了所謂共和國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後銀鐺入獄，分頭關押，十年間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兒郝冬梅一樣，也是在「文革」結束、自己重獲自由之後，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當了幾年掛名的省委顧問以後，她徹底退休了。唯有母親和岳母兩個身份，對她來說才有實際意義。
她以正廳級的幹部級別享受副部級待遇，這是組織部門特批的——再也沒有人質疑了。
「老太太從建國初就該享受那點兒待遇的，人家虧了好多年，早該給人家補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來抗日過的，這是如今的廳級幹部沒法比的，是該由國家好好供養起來。」
「據說陳康大將有資格授元帥銜的，謙讓了。人家老太太當年也一樣，高風亮節哩！」
傳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這類話。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道既變，人道也變。
有時她難免也想，自己當年的不計較，是否意味著是一種迂腐？如果當年稍微表示一下對級別的重視，組織上是會考慮的。現在的副部級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職幹部名片上印著正職級別似的，名不正言不順，有點兒鬧心。
這種想法她只對女兒一個人說過，連對女婿周秉義都沒說過，怕女婿內心裡看低自己。女兒倒是很開通，勸她想想自己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戰友。即使這種話是由女兒口中說岀，還是讓她臉紅了好一陣子。
她那一批幹部與如今幹部有一點不同，他們因待遇問題心理不平衡時，有犧牲了的戰友們比著。只要肯比，一比就沒情緒了。
對秉義這個女婿，金月姬沒見到時心理上是牴觸的。
「你也太沒底線了吧？媽知道你當年受爸媽牽連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過來了嗎？媽不是在監獄裡都挺過來了嗎？不就是由高幹女兒變成’黑五類’女兒了嗎？不就是當了幾年知青嗎？比你爸媽當年幹革命還苦？說到底是你不夠堅強。如果夠堅強，能守住擇偶的起碼底線，挺到現在選擇的標準不就又可以高起來了嗎？找個什麼樣家庭的不行？偏往邊邊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種地方媽是聽說過的，那種地方的普通人家裡能出多麼優秀的青年嗎？不見面，媽也能估計到你嫁了個什麼樣的丈夫！」她對女兒擇偶的失望沒法掩飾。
冬梅則不解釋，不分辯，更不爭論，靜靜聽著，默默一笑而已。
見了秉義，她的態度轉變了。見面地點在她家客廳，談話方式基本是岳母問，女婿答，過程沒超過一小時。
秉義走後,她對冬梅說:「形象還不錯,個子挺高，國字臉高鼻樑的,算得上儀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個年齡時就那樣,你倆挺般配。有書卷氣，書卷氣是男人的好氣質，舉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麼會有他那樣的兒子？」
冬梅笑道：「我以為你會要求我跟他離婚呢。」
她認真地說：「如果你真給我帶回一個平庸的女婿來，你當媽不會嗎？反正你們又沒孩子！」
冬梅問：「那，下一步媽什麼意見呢？」
她鄭重地說：「媽收回先前關於你丈夫的話。不知者不為罪，歸根到底是你的錯，你也沒跟媽多講講他呀，只說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會那麼猜唄。別急著聽媽的意見，先回答媽一個問題——你愛他嗎？」
冬梅肯定地回答：「當然啦！」
她又問：「很愛嗎？」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現在還很愛嗎？」
冬梅不高興了：「媽，你問得莫名其妙！」
她說:「有些夫妻,談戀愛時互相很愛，談的就是戀愛哩。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可婚後沒幾年，熱乎勁兒一過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媽才那麼問。」
冬梅自豪地說：「我們跟那樣的夫妻不一樣，並且將永遠不一樣。」
她也滿意地說：「媽要的就是你這句話。有了你這句話作為前提，媽可以正式發表意見了。你們一塊兒回家來住吧，免得媽整天只能在家裡看到小阿姨一個人，日子過得挺冷清的。」
於是，秉義就成了變相的倒插門女婿。
如果說秉義給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過是良好，那麼，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後，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個優秀的女婿——不，不僅是優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眼光看來，還是一名優秀的年輕黨員幹部。每天晩飯後，秉義怕她寂寞，總是會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陣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歡聊政治，說自己是一輩子的政治人，耳中聽「政治」二字已聽出老繭了。她說：「我這一輩子對別人說的話，十之七八與政治有關，別人對我說的話也如此。好像與政治無關的話成了我們這樣的人可說可不說、說幾句意思意思的話似的。如今我想反過來，多與人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大小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逸聞趣事，你們當年的知青經歷，哪些書對你的影響，還有柴米油鹽、蘿蔔白菜、棋琴書畫、風花雪月等，範圍越廣越好，隨你的便。」
她瞭解人間百態的慾望特別強烈。
秉義說:「媽，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時候，起先似乎和政治無關，但聊著聊著，不知怎麼一來又和政治有關了。」
「那也沒什麼。中國的事，與政治根本無關的本來就少。柴米油鹽、蘿蔔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書畫、風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資修’了嗎？與政治有關了，咱就把那部分跳過去，或者換一個話題。在自己家閒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給你充分的言論自由。」她對女婿講什麼很寬容。
倒是冬梅很瀟灑，她從不認為自己有陪母親聊天的義務。吃罷晚飯，她起身便走，或到樓上讀書、聽廣播、學英語，做在學校沒做完的工作。有時也下樓旁聽一會兒，對話題感興趣就摻和幾句，不感興趣起身又走。她還抱怨說，丈夫陪她的時間少了，陪她媽的時間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數降低了。
「秉義，你聽聽，哪像女兒跟媽說的話？你們小兩口在一起那麼多年了，你陪媽聊會兒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慣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親反感兒子慣媳婦的事，很少有丈母孃反感女婿慣自己女兒的例子。老太太樂得合不攏嘴，從此對秉義更加青睞。
有一天晩上，岳母指著掛在牆上的一幅書法，問秉義有何評價。
秉義問：「媽指的是書法，還是字意呢？」
那幅書法寫的是北宋大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安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她說：「兩方面你都談談。」
秉義看著書法作品說：「能看出不是一般書法愛好者寫的。肯定自幼臨帖，童子功紮實。雖然是以楷體寫的，但此人行書草書比楷書更高一籌。行書草書寫慣了，寫起楷書來未免有些拘謹。」
她拍膝說道：「對極了。」
她解釋說，省內一位著名書法家「文革」前曾寫了一幅同樣的字贈給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燒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寫了這一幅字，請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孫子送來的。
她說:「人家不是寫不好楷書，八十四五歲了，手發抖了。當然你說得也對，普遍認為他的行書草書比楷書更好。冬梅爸爸願意家裡掛楷書，看著眼不亂，所以人家才寫的楷書。再送一幅來，是表達懷念的意思。冬梅她爸當年給人家解決了住房問題，人家心裡一直不忘。他孫子說，老人家寫完這幅字後，再誰求也不動筆了。我還想聽你談談字義。」
秉義乖巧地說：「我沒想好。媽問我，肯定已經想成熟了。媽的看法對我會是一種啟發。」
秉義叫丈母孃「媽」時，比叫親媽還親，老太太聽得很受用。她接著說：「好，你讓媽先談，那媽就拋磚引玉。老實講，媽不是很喜歡那一類話，覺得矯情。即使發自內心，也還是會讓媽覺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著邊際。話一大到那種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麼叫’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還是不明白。萬世是多少年呢？誰能在當代主宰得了一萬年以後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這樣啊。別說一萬年，一二百年以後的世界怎樣，由後人去主宰就是了哩！’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會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罷，革命也罷，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時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見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許還費力不討好。又難又有風險的事，要求人必須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哪還有精力有心思'為往聖繼絕學’呢？又是往聖，又是絕學，那就是要當大學問家唄！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兩件事都做不成。發自內心的大話和空話，那也還是大話和空話哩！媽是過來人，聽大話空話聽夠了，所以不是太喜歡。當年冬梅她爸卻很喜歡，我倆常因為這幅字抬槓。」
聽了一席話，秉義頓時對丈母孃刮目相看，暗自欽佩。條幅上的四句話他當然特崇拜，曾如獲至寶地往日記本上抄過。前邊抄的是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邊寫的便是張載的名言。那四句話也是他喜與人談的，倘對方沒聽說過便頗為自得，覺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孃的話令他如酷暑中寒氣，有種思想上被通體刮物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覺。他暗想，幸虧自己機靈了一下。如果先談了，便有些尷尬了。
對於丈母孃的評論，秉義認為不無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著說：「媽的見解很精闢，我受益匪淺。我認為，張載那四句話表達的是古代文人對人生價值的一種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說的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而是中國全體知識分子應該起到的社會作用。如果將’為天地立心’理解為讓世界上確立起平等、人道、正義的原則，那全世界古往今來的優秀知識分子們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響長久得多。他也不是講一名知識分子要把那四句話全做到了,正如媽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講的是每一型別的知識分子起碼要從四個方面選擇一個方面來做，並且要竭力做好。不論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為知識分子了。不過，媽的話啟發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曾是一個詩的國度，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同時是詩人，或特別喜歡詩的人，所以表達什麼理想時就特別詩化。詩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為大話空話。影響到近現代，就讓中國成了一個口號大國。往細處分析一下，我們的許多口號有既大又空的特點。」
老太太頻頻點頭道：「你的分析也讓媽受益匪淺嘛。不是什麼特點不特點，直接就是缺點、毛病，比如……」
秉義笑道：「媽，咱就不舉例了，越過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顏悅色地說：「行，聽我女婿的。秉義啊，媽跟你討論這個問題是另有深意的。」
秉義說：「我看出來了，請媽指教。」
他就向丈母孃俯過身去。老太太把一隻手輕輕拍在他肩上，極其嚴肅地說：「你已經是副巡視員了，名牌大學畢業，年富力強，’文革’中表現又好，以後還會進步的。現在我們黨組織上一個突出問題是幹部嚴重老化，青黃不接，文化偏低。我從檔案中看到，十一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學學歷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級領導班子成員中有大學學歷的才佔百分之十八，初中學歷以下的佔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屆中央委員的平均年齡比十一屆還大，因為一些靠’文革'撈取政治資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又進來，所以平均年齡反而大了。」
秉義說：「我還沒看到過這樣的檔案。」
老太太終於把手從秉義肩上收回，飲口茶，繼續說：「你當時還在北大讀書，當然看不到。那樣一些檔案副部級以上幹部才看得到，你現在的級別還沒資格看。媽告訴你,從各方面講，你今後進步的空間都很大。我也沒什麼當幹部的經驗，只囑咐你兩條注意事項,你一定要往心裡記。第一是說話問題。回想起來，我這一生說了許多言不由衷的話，假大空的話，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以後中國會不同，還那麼說話太令人討厭，這也會影響年輕幹部進步。形勢還是要緊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儘量以自己的語言來呼應形勢。說得好，聽起來就不怎麼假了。即使還有點兒假，也能聽得順耳點兒。身為年輕幹部，你如果連這種話都說不好，豈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與人民大眾要處得很親，走得很近，越親越近越好。與老幹部的關係也要親近，包括離退休老幹部，見著了要格外熱情、尊敬，逢年過節要探望，以個人名義探望最能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別以為他們退了就沒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許不足，敗事太簡單了。比如我，要是對哪位年輕幹部不順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夠他喝一壺的，進步的機會也許就錯過了。當然我不會做那種事，我不會不等於所有老同志都不會。你千萬要注意與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越是那種在社會上有名氣的知識分子,越要敬而遠之，不可與他們太親近，更不可引以為友。他們政治上太沒常性了，今天順心就擁護什麼，明天一不高興又帶頭反對，總體上他們太難駕馭太難把握了。他們中許多人太危險，又難以預測，說不定什麼時候自我引爆，引為朋友的幹部就倒霉了，撇清關係不那麼容易。你以為你劃清界限了，可在組織看來仍是個事，你的前途不就斷送了嗎？所以，你當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後來成了知識分子的人，包括大學同學、老師，都要儘量與他們減少往來，不往來了最好。你要保證自己的社會關係清清白白，絕無雜質。跟知識分子保持不當社會關係，致使不少幹部吃了虧，這種歷史教訓值得記取。明白嗎？」
秉義連忙點頭說：「明白。可有一個人與我的關係太例外，我沒法中斷和她的親密關係。」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聲問：「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