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申時行而言,江東之這一類人實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裡呆了二十多年,徐階、張居正這樣的超級大腕他都應付過去了,混功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萬曆五年出山的這幫小嘍羅自然不在話下。
混是一種生活技巧,除個別二桿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會混。
因為混並不影響社會進步,人類發展,該混就混,該幹就幹,只混不幹的,叫做混混。
申時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幹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說來,新官上任,總要燒三把火,搞點政績,大幹特幹,然而綜觀申時行當政以來的種種表現,就會驚奇地發現,他的大幹,就是不幹。他的作為,就是不作為。
申時行乾的第一件事情,是廢除張居正的考成法。
這是極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為在很多人看來,申時行是張居正的嫡系,毫無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時行就這麼幹了,因為這樣幹,是正確的。
考成法,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工作指標層層落實,完不成輕則罷官,重則坐牢,令各級官員威風喪膽。
在很長時間裡,這種明代的打考勤,發揮了極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員的工作效率,是張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張先生並不知道,這種考成法,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規定,戶部今年要收一百萬兩稅銀,分配到浙江,是三十萬,這事就會下派給戶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監督執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會督促浙江巡撫辦理。巡撫大人就會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齊。
浙江布政使當然不會閒著,立馬召集各級知府,限期收齊。知府大人回去之後召集各級知縣,限期收齊。
知縣大人雖然官小,也不會自己動手,回衙門召集衙役,限期收齊。
最後幹活的,就是衙役,他們就沒辦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門收稅。
明朝成立以來,大致都是這麼個辦法,就管理學而言,還算比較合理,搞了兩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問題。
考成法一出來,事情就麻煩了。
原先中央下達命令,地方執行,就算執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災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齊,不要緊,政策靈活掌握,明年努力,接著好好幹。
考成法執行後,就不行了,給多少任務,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兩自己補上,補不上就下課受罰。
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齊,連累知縣,知縣收不齊,連累知府,知府又連累布政使,一層層追究責任,大家同坐一條船,出了事誰也跑不掉。
與其自下而上垮臺,不如自上而下壓臺。隨著一聲令下,各級官吏紛紛動員起來,不問理由,不問藉口,必須完成任務。
於是順序又翻了過來,布政使壓知府,知府壓知縣,知縣壓衙役,衙役……,就只能壓老百姓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上級壓下級,下級壓百姓。一般年景,也還能對付過去,要遇上個災荒,那就慘了,衙役還是照樣上門,說家裡遭災,他點頭,說家裡死人,他還點頭,點完頭該交還得交。揭不開鍋也好,全家死絕也罷,收不上來官就沒了,你說我收不收?
以上還算例行公事,到後來,事情越發惡劣。
由於考成法業績和官位掛鉤,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評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報虛數,狗不拉屎的窮鄉僻壤,也敢往大了報,反正自己也不吃虧。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報了就得拿錢。於是挨家挨戶地收,收不上來就逼,逼不出來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後期的一個嚴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人離開家鄉,四處遊蕩,沒有戶籍,沒有住所,也不辦暫住證,經常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到萬曆中期,流民數量已經十分驚人。連當時的北京市郊,都盤踞著大量流民。而且這幫人一般都不是什麼老實巴交的農民,偷個盜搶個劫之類的,都是家常便飯。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來掃一次,十分難辦。
而這些情況,是張居正始料未及的。
於是申時行毅然廢除了考成法,並開闢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種,社會矛盾得以大大緩解。
廢除考成法,是申時行執政的一次重要抉擇。雖然是改革,卻不用怎麼費力,畢竟張居正是死人兼廢人,沒人幫他出頭,他的條令不廢白不廢。
但下一次,就沒這麼便宜的事了。
萬曆十八年(1590),總兵李聯芳帶兵在邊界巡視的時候,遭遇埋伏,全軍覆滅。下黑手的,是蒙古韃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鬧大了,因為李聯芳是明軍高階將領,韃靼部落把他幹掉了,是對明朝政府的嚴重挑釁。所以訊息傳來,大臣們個個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這幫無事生非的傢伙。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還手,當縮頭烏龜,怎麼也說不過去。而且這事鬧得皇帝都知道了,連他都覺得沒面子,力主出兵。
老闆發話,群眾支援,戰爭已是勢在必行,然而此時,申時行站了出來,對皇帝說:
「不能打。」
在中國歷史上,但凡國家有事,地方被佔了,人被殺了,朝廷總就是群情激奮,人人喊打,看上去個個都是民族英雄,正義化身,然而其中別有奧秘:
臨戰之時,國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動。在這個時候,跟著激動一把,可謂是毫無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還能落個名聲,何樂而不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脫離群眾,群眾就會把你踩死。
所以主戰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時行,就是一個勇敢的人。事實證明,他的主張十分正確。
因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並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韃靼的順義王。
順義王,是當年明朝給俺答的封號,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繼任者。但此人即不順,也不義,好好的互市不幹,整天對外擴張,還打算聯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個蒙古帝國出來和明朝對抗。
對這號人,打是應該的。但普魯士偉大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打仗說穿了,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對方聽話,如果有別的方法能達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時行找到了這個方法。
他敏銳地發現,扯立克雖然是順義王,但其屬下卻並非鐵板一塊。
由各個部落組成,各有各的主張,大多數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壓根不想打仗,如果貿然開戰,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實在是得不償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時行反對。
當然,以申時行的水平,公開反對這種事,他是不會幹的。夜深人靜,獨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幹得滴水不漏。
萬曆接到奏疏,認可了申時行的意見,同意暫不動兵,並命令他全權處理此事。
訊息傳開,一片譁然,但皇帝說不打,誰也沒辦法找皇帝算帳。
申時行先生也是一臉無辜:我雖是朝廷首輔,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沒辦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這事還沒完。申時行隨即下令兵部尚書鄭洛,在邊界集結重兵,也不大舉進攻,每天就在那裡蹲著。別的部落都不管,專打扯立克,而且還專挑他的運輸車隊下手,搶了就跑。
這種打法毫無成本,且收益率極高,明軍樂此不疲,扯立克卻是叫苦不迭,實在撐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遠遠的,就這樣,不用大動干戈,不費一兵一卒,申時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恢復了邊境的和平。
雖然張居正死後,朝局十分複雜,幫派林立,申時行卻憑藉著無人能敵的「混功」,應對自如,遊刃有餘。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還無私地幫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萬曆。
自從登基以來,萬曆一直在忙兩件事,一是處理政務,二是搞臭張居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
因為張居正實在太牛了,當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實際如此),名氣比皇帝還大,雖然人死了,茶還燙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張居正,就搞不好政務。
但要幹這件事,自己是無從動手的,必須找打手,萬曆很快發現,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張居正時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現在萬曆決定,開閘,放狗。
事實上,這幫人的表現確實不錯,如江東之、李植、羊可立等人,雖說下場不怎麼樣,但至少在工作期間,都盡到了狗的本分。
看見張居正被窮追猛打,萬曆很高興,看見申時行被牽連,萬曆也不悲傷,因為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輕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師也好,免得他當首輔太久,再犯前任(張居正)的錯誤。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揮自若,是因為他認定,這些人將永遠聽從他的調遣。
然而他並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個多麼可怕的錯誤。因為就罵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頭罵街大媽,只有一個區別:大媽是業餘的,言官大臣是職業的。
大媽罵完街後,還得回家洗衣做飯,言官大臣罵完這個,就會罵下一個。所以,當他們足夠壯大之後,攻擊的矛頭將不再是死去的張居正,或是活著的申時行,而是至高無上的皇帝。
對言官和大臣們而言,萬曆確實有被罵的理由。
自從萬曆十五年(1587)起,萬曆就不怎麼上朝了,經常是「偶有微疾」,開始還真是「偶有」,後來就變成常有,「微疾」也逐漸變成「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總而言之,大臣們是越來越少見到他了。
必須說明的是,萬曆是不上朝,卻並非不上班,事情還是要辦,就好比說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單位,改在家裡辦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見幾個人外,也沒什麼不同,後世一說到這位仁兄,總是什麼幾十年不幹活之類,這要麼是無意的誤解,要麼是有意的汙衊。
在中國當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風險也大,屁股上坐的那個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個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懷疑主義者,見誰懷疑誰,今天這裡搞陰謀,明天那裡鬧叛亂,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懸,幾天不看公文,沒準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萬曆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工於心計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實,卻無人察覺背後隱藏的奧秘:
在他之前,有許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費盡心力,日子過得極其辛苦,卻依然是腦袋不保,而他幾十年不上朝,誰都不見,卻依然能夠控制群臣,你說這人厲不厲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這些的,在他們的世界觀裡,皇帝不但要辦事,還要上班,哪怕屁事沒有,你也得坐在那,這才叫皇帝。
萬曆自然不幹,他不幹的表現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幹,他們不幹的表現就是不斷上奏疏。此後的幾十年裡,他們一直在幹同樣的事情。
萬曆十四年(1586)十月,這場長達三十餘年的戰爭正式拉開序幕。
當時的萬曆,基本上還屬於上朝族,只是偶爾罷工而已,就這樣,也沒躲過去。
第一個上書的,是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按說第一個不該是他,因為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級別又低,平時也不和皇帝見面。
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他上書提意見,他之所以不滿,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盧洪春是一個很負責的人,發現皇帝不怎麼來太廟,又聽說近期經常消極怠工,便上書希望皇帝改正。
本來是個挺正常的事,卻被他搞得不正常。因為這位盧先生除了研究禮儀外,還學過醫,有學問在身上,不顯實在對不起自己,於是發揮專業特長,寫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覽。
第二天,申時行奉命去見萬曆,剛進去,就聽到了這樣的一句話:
「盧洪春這廝!肆言惑眾,沽名訕上,好生狂妄!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
以上言辭,系萬曆同志之原話,並無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這廝兩個字就誕生了,在明代的許多小說話本中,也頻頻出現,其意思依照現場情況,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從這傢伙、這小子、到這混蛋,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字不是好話,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語,皇帝大人脫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盧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責皇帝陛下不該缺席祭祀外,盧主事還替皇帝陛下擔憂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暈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紀輕輕就頭暈眼黑,確實是不對的,確實應該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罷了。
可是擔憂完,盧先生就發揮醫學特長:
「醫家曰:氣血虛弱,乃五勞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洩。」
氣血虛弱,肝虛腎虛,症狀出來了,接著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也深。」
最經典的就是這一句。
所謂衽席之娛,是指某方面的娛樂,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綜合起來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體不好,在我看來,是因為過於喜歡某種娛樂,不知收斂保養,如此下去,問題非常嚴重。
說這句話的,不是萬曆他媽,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頭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個管禮儀的六品官,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上書,且一言一語皆已千古流傳。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達給了申時行,於是申時行為難了。
這位老油條十分清楚,如果按照萬曆的意思嚴懲盧洪春,言官們是不答應的;如果不處理,萬曆又不答應。
琢磨半天,想了個辦法。
他連夜動筆,草擬了兩道文書,第一道是代萬曆下的,嚴厲斥責盧洪春,並將其革職查辦。第二道是代內閣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夠寬恕盧洪春,就這麼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兩邊都不得罪,兩邊都有交代。
事實證明,這是幻想。
首先發作的是萬曆。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時行耍兩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動手打屁股,不得延誤。此外他還不懷好意地暗示,午門很大,多個人不嫌擠。
午門就是執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墊背,申時行隨即更改口風,把盧洪春拉出去結結實實地打了六十棍。
馬蜂窩就這麼捅破了。
言官們很慚愧。一個禮部的業餘選手,都敢上書,勇於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經罵陣的專業人才竟然毫無動靜,還有沒有職業道德?
於是大家群情激奮,以給事中楊廷相為先鋒,十餘名言官一擁而上,為盧洪春喊冤翻案。
面對漫天的口水和奏疏,萬曆毫不退讓,事實上,這是一個極端英明的抉擇:一旦讓步,從寬處理了盧洪春,那所謂「喜歡某種娛樂,不注意身體」的黑鍋,就算是背定了。
但駁回去一批,又來一批。言官們踴躍發言,熱烈討論,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說白不說。
萬曆終於惱火了,他決定罰款,帶頭鬧事的主犯罰一年工資,從犯八個月。
對言官而言,這個辦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對付不同類別的官員,有不同的方法:要折騰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職。罰工資沒用,因為這幫人計劃外收入多,工資基本不動,罰光了都沒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們都是靠死工資的,沒工資日子就沒法過,一家老小隻能去喝西北風,故十分害怕這一招。
於是風波終於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對此,申時行有很深的認識。作為天字第一號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領導,又不想得罪同事,為實現安定團結,幾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隨著事件的進一步發展,他逐漸意識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長不了。
因為萬曆的生活作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實上,盧洪春的猜測很可能是正確的,二十多歲的萬曆之所以不上朝,應該是沉迷於某種娛樂。否則實在很難解釋,整天在宮裡待著,到底有啥樂趣可言。
說起來,當年張居正管他也實在管得太緊。啥也不讓幹,吃個飯喝點酒都得看著。就好比高考學生拼死拼活熬了幾年,一朝拿到錄取通知書,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萬曆同志在解放個人的同時,也解放了大家。火燒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陰謀叛亂之類),看一看,批一批,其餘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來越少。
申時行很著急,但這事又不好公開講,於是他靈機一動,連夜寫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來,這封文書的和稀泥技術,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這樣的:
皇帝陛下,我聽說您最近身體不好,經常頭暈眼花(時作暈眩),對此我十分擔心。我知道,您這是勞累所致啊!由於您經常熬夜工作,親歷親為(一語雙關,佩服),才會身體不好。為了國家,希望您能夠清心寡慾,養氣寧神(原文用詞),好好保重身體。
高山仰止,自慚形穢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