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被形容為「兩類猶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猶太人」的典型，「永遠冷靜和理性」，對財富和利益的獲取是超導狀態下的低能耗與高效率。而後者代表「中部猶太人」，他們受益於法國對猶太人的寬鬆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開放和顧及公共利益，這種「心靈熱度」將帶來精力損耗和效率干擾。在當時的法國社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標誌著「封建金融」，而貝列拉家族則代表著「民主金融」。
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們的銀行組織工作，福爾德家的貝諾特（benoitfould）出任銀行第一任董事長，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銀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擔任副主席的伊薩克·貝列拉負責。董事會其他成員包括在第二帝國權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賽里爾（fa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銀行家族的查爾斯·馬利特（charlesmallet）和策劃拿破崙三世政變稱帝的奧古斯特·摩尼（augustedemorny），這個摩尼也是拿破崙三世同母異父的兄弟。\[14\]
在這一豪華陣容強力運作之下，動產信貸銀行一經問世就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定價500法郎的股票一開盤就衝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達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紅從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動產信貸銀行的投資者們無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是金融災難的預言聽起來更像個笑話。
儘管動產信貸銀行是股份制銀行，但其起始資金規模遠落後於羅斯柴爾德銀行。動產信貸銀行從2000萬法郎起步（貝列拉佔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的資產就已經超過8800萬法郎，各分支銀行資產總和超過23億法郎。但是，動產信貸銀行從一建立就展現出朝氣、時尚、張揚和野心，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嚴謹、傳統、低調與刻板形成鮮明對比。
在動產信貸銀行裡，銀行家們永遠被一幫朋友圍繞著，每個人都豎起耳朵打聽生意的動向，老主顧是要買進還是賣出。而僱員們站在樓梯上迎著顧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機會。每個人都急於暴富，不擇手段，毫不掩飾。
這一時期是法國鐵路建設的輝煌頂峰，從1851年到1856年間，鐵路投資劇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鐵路是40年代的2倍還多。隨著動產信貸銀行的迅速膨脹，它同羅斯柴爾德在鐵路上的競爭已呈白熱化。動產信貸銀行很快控制了法國三條主幹線路，羅斯柴爾德則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兩條線路。動產信貸銀行在各家法國鐵路公司裡佔據了8個董事席位，羅斯柴爾德則有14個。
兩個陣營的猶太銀行家們在法國鐵路融資上鬥得難解難分。拿破崙三世偏向動產信貸銀行，把一條又一條鐵路線路融資的專案批給貝列拉。此時，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緣關係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鐵路這個機會，急於藉此自己致富，提出應該把小鐵路公司合併成幾條主線。詹姆斯立刻抓住機會攀上摩尼這條線。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價值超過2000萬法郎鐵路公司的股份，佔銀行資產的15％。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勵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個星期裡「不用掏一分錢」就淨賺150萬法郎。
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此時財大氣粗，在爭奪鐵路融資專案上領跑。動產信貸銀行則毫不示弱，創設出把多家鐵路公司各種期限各種條件的股票和債券進行標準化「打包」，實在是堪稱當今結構化融資產品的鼻祖。通過「金融創新」，動產信貸銀行製造出大量新型金融產品的投資方式，填補了介於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之間的空白，此舉立刻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小投資者。動產信貸公司的資產迅速增長到6000萬法郎，直接挑戰羅斯柴爾德在鐵路融資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擔憂的是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國，大有橫掃全歐洲之勢。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銀行家奧本海默得到許可證，將在距離法蘭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達姆施塔特開設一家新銀行。這顯然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德國翻版，而且目標直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法蘭克福銀行。貝列拉、福爾德、奧本海默和動產信貸銀行控制著這家新銀行。\[15\]
貝列拉進而在1853年籌建西班牙動產信貸銀行，同時策劃比利時動產信貸銀行。1854年又要建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了。不僅如此，貝列拉還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俄國。
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來，痛感鐵路網的戰略價值，決心要修建以莫斯科—聖彼得堡為樞紐的全國鐵路網，將俄國的歐洲部分，西至波蘭邊境南至克里米亞半島連線起來，總里程超過4000英里，預計投資10億法郎。為了完成此項戰略基礎設施計劃，全俄鐵路公司成立（thegreatrussianrailwaycompany），初始資本金3億法郎。股東包括聖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銀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華沙的弗蘭克爾（fraenkel），倫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孟德爾頌，以及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如貝列拉、馬利特、福爾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會包括由陸軍軍官和政府官員組成的10名俄國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會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團的董事和5名法國銀行的董事，貝列拉和福爾德雙雙名列其中。由此以動產信貸銀行為代表的法國金融勢力大規模滲透進俄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諸領域，成為未來俄法同盟的大本營。\[16\]
1856年法國《工業》雜誌評論道：「動產信貸銀行註定要將影響力擴張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經過四年發展已經成為法國業界學習的楷模，在法國之外的奧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義大利）都開設了分號，一伺和約締結（指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法對俄和約），勢必在君士坦丁堡和聖彼得堡開設分號……（因為）歐洲各國都承認，發展生產、物質進步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為此，信貸是必不可少的。」\[17\]
而親羅斯柴爾德的《鐵路》雜誌則質疑動產信貸銀行的全歐擴張預計將耗資10億法郎，這將把法國國內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抽空轉移至外國。
雖然受到親羅斯柴爾德媒體的非議，動產信貸銀行不為所動，依舊大踏步地向歐洲各國擴充套件其勢力。承銷奧地利、俄國、土耳其、美國的政府公債；投資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羅馬尼亞的鐵路，還有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的抵押債券；在荷蘭開辦蔗糖精煉廠，在布拉格開辦鐵廠，甚至在錫蘭（斯里蘭卡）搞了一個咖啡種植園。不過，動產信貸銀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業銀行、國家鐵路運營公司和荷印（尼）鐵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業銀行（nederlandsch-indische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設分號，混業經營投資銀行、抵押銀行、商業貿易等業務，並被認為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子銀行。
法蘭西銀行：打敗貝列拉的戰略制高點
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在競爭中處於戰略優勢地位。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為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
動產信貸銀行號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實際上對法蘭西銀行的業務造成了挑戰。1852年之前，法蘭西銀行不發放鐵路股份作抵押的貸款，且貸款利率高達6％。到1852年11月，受到動產信貸銀行的壓力，利率只有36％了。同時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的法蘭西銀行股份也大大貶值。羅斯柴爾德自然更對動產信貸銀行恨之入骨。這種情勢也開始促成羅斯柴爾德與法蘭西銀行結成同盟。
羅斯柴爾德在動產信貸銀行創立之初曾購買動產信貸銀行5000股觀察一下行情，與此同時，貝列拉卻在悄悄地賣出。其實，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樣，貝列拉心裡非常清楚他們的很多金融創新早晚會出大問題，羅斯柴爾德對此也是洞若觀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寫給拿破崙三世的私信中，嚴厲批評動產信貸公司這樣的股份制銀行是「國家經濟的災難」，他指出股份制銀行的股東不公開姓名，所以可以不負責任，就有機會濫用權力處理人民的財產。詹姆斯警告新型銀行將會「用其鉅額投資主宰商業和工業，為市場制定規則和法律，而這樣的法則將不受控制，超越競爭……將大部分國家財富都集中在他們手中……最終這些銀行的力量會超過政府」。\[18\]同時，詹姆斯又告訴拿破崙動產信貸公司根基不穩，「是建在沙灘上的」，因為他們發行的債券付給投資者固定利息，而銀行本身對該項投資的投入是‘不確定而不可靠的變數’。一旦發生危機，銀行將會拖累整體經濟「滑向深淵」。詹姆斯預見到新型銀行的準備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機，政府就只能選擇「整體破產」或者「終止金銀與紙幣的兌換」。這些話當初說來不完全是為了嚇唬拿破崙三世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並非空穴來風。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的評價只要將名稱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論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為題，直接發表在金融海嘯後的《金融時報》頭版。今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嘯中獨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虛名。
1855年，銀行和鐵路的繁榮都到達高峰，克里米亞戰爭造成鉅額資金缺口，當年偏又趕上農業歉收，法蘭西銀行頓時喘不上氣了。1855年8月，為緩解已經空虛的儲備金，法蘭西銀行不得不從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購入3000萬法郎的黃金和2500萬法郎的白銀。一年後，情況愈加惡化，法蘭西銀行沒招了，申請終止紙幣與金銀的兌換。絕大多數銀行董事都贊同這一提議，只有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反對。最後阿爾方斯父子得到法國財政部長的支援，以提高貼現率和大規模購入價值8300萬法郎的黃金和白銀來遏制擠兌風潮，羅斯柴爾德銀行出面維持住了法蘭西銀行的現金流。1855年到1857年，羅斯柴爾德巴黎銀行向法蘭西銀行提供了價值751億法郎的黃金，總共獲得11％的利潤。羅斯柴爾德銀行與法蘭西銀行的共生共榮關係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國，對貝列拉的支援派也遠非鐵板一塊，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運作之下，親貝列拉的法蘭西銀行高官被調離開巴黎外放駐外大使。1855年，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當選法蘭西銀行的董事長，羅斯柴爾德銀行成為法蘭西銀行的最大股東。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法國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最終將決定羅家和貝列拉的角鬥中誰是最後的贏家。
貝列拉家族的擴張仍在繼續，其主攻方向就是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建立。
伊薩克·貝列拉親往維也納提出發展奧地利金融、工業的一攬子建議，遊說國會和朝廷循法國成功的先例，建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和修建從維也納到的里亞斯特的鐵路線，而一批維也納貴族和銀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頒發成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特許狀。奧地利前首相亞歷山大·巴赫（alexanderbach）和財政大臣馮·布魯克（vonbruck）男爵都覺得貝列拉家族的建議對於帝國經濟發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駐維也納的掌門人所羅門去世，羅家在哈布斯堡宮廷中無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參與奧地利新的金融機構，於是揀選所羅門之子安塞姆·羅斯柴爾德（anselmrothschild）主持奧地利家族業務。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聯各路動產信貸銀行的反對勢力，迫使奧地利朝廷認識到與動產信貸銀行敵對的金融財團的實力，於是帝國大臣們勸說兩家合股搞一個新銀行，共同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針對這一提議，安塞姆精明地建議帝國朝廷將這一新機構的業務範圍嚴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內，以防止資本外逃，促進奧地利本國實業發展。對於分號和合作夥伴遍及歐洲各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可以非常輕鬆地避開這樣的限制，但是對於正欲在國際舞臺上大展拳腳，並且急需調動各地資源支撐其在更大領域擴充套件的動產信貸銀行來說，卻是一個緊箍咒。
伊薩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縮減原定23億法郎資本金的條件下加入這個新金融機構。但是，此時的貝列拉家族由於缺乏充足的資金，其進攻態勢已呈強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銀行大權之後，羅斯柴爾德此時決定進行戰略反攻，在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問題上，對於風頭正健的貝列拉家族給予迎頭痛擊。
他們首先利用動產信貸銀行戰線拉得過長，資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斷其繼續擴張的現金支援。1855年9月，貝列拉兄弟宣佈要發行長期債券，羅斯柴爾德利用其在法國中央銀行的影響力，以「減輕資本市場的壓力」為由，拖延並凍結了動產信貸銀行12億法郎企業債的發行，進一步削減了動產信貸銀行的現金流。在失去發行長期債券的機會後，動產信貸銀行很難繼續為龐大的土地開發專案提供投資。貝列拉的凌厲攻勢終於被遏制住了。\[19\]
同時，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政府內部鼓動對動產信貸銀行將大量資本投入國外市場的懷疑態度，最後迫使伊薩克不得已通知奧地利政府：「由於法國政府的態度」，動產信貸銀行不能參加新成立的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而這個銀行很快發展成為奧地利帝國居於領導地位的投資銀行和歐洲大陸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在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的問題上，貝列拉家族完全失敗了。
1857年，隨著歐洲經濟危機進一步深化，鐵路工程大受影響，貝列拉手裡的幾條主幹線都陷入虧損，而羅斯柴爾德掌握的鐵路線卻在危機中倖存。法蘭西銀行從教訓中認識到有著致命缺陷的是以貝列拉為首的「新」銀行，而不是姓羅斯柴爾德的「老」銀行。
隨著歐洲的鐵路建設越來越超出國家邊界，向跨越多國地域發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國際化」優勢在此時突出顯現，而動產信貸銀行功虧一簣，明顯敵不過羅斯柴爾德銀行遍佈歐洲的分支機構之間相互呼應、彼此馳援的優勢。1857年後，動產信貸銀行在鐵路融資上甘拜下風了。
185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來源枯竭，不僅如此，這些公司反而需要動產信貸銀行大規模資金反哺。在資產價格暴跌之中，貝列拉又無法承受拋售這些股票所帶來的嚴重損失，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迅速枯竭。
貝列拉的投資冒險行為也是導致其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貝列拉兄弟認為，運河開通後馬賽港將成為法國通往東方的第一良港，於是大量投資馬賽港附近地產，佔到同期對外投資5500萬法郎中的5200萬。結果蘇伊士運河1869年才最終建成，龐大的資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馬賽地區的地產專案上，最後動產信貸銀行滑稽地變成了「不動產」信貸銀行。
1863年，貝列拉兄弟提出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資本金增資一倍的建議，但遭到政府拒絕。當貝列拉最終獲得批准擴大資本金的時候，為時已晚，動產信貸銀行股價大跌，已到破產邊緣。其他金融機構見勢不妙，都不願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無路的貝列拉兄弟只好去尋求法蘭西銀行這一「最後貸款人」的幫助。
這下終於撞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槍口。作為條件，中央銀行要求貝列拉兄弟辭職，並安排一位法蘭西銀行的前總裁成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董事長，主持銀行的重建工作。動產信貸銀行從此一蹶不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壽終正寢。盛極一時的動產信貸銀行其實從1852年到1857年危機爆發，只紅火了5年左右。
尤金·貝列拉（eugènepéreire）是伊薩克的兒子，後成為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創立跨大西洋銀行，現在是法國最古老的私人銀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孫女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冤家最後成了親家。
克里米亞戰爭
兩百多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會對他們的金融帝國產生影響的就是兩件事：戰爭和革命。不管是革命還是戰爭，交戰雙方為了進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戰爭和革命本身可以衝擊原有的封建貴族和教會的統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擴大對政治的影響力。戰爭或者革命結束之後的重建時期也需要大量融資，如此可以實現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場席捲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戰爭爆發了。
起初，克里米亞戰爭即將爆發的徵兆並沒有引起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注意，戰爭的導火線是爭奪「聖地」。所謂聖地問題就是法國支援的天主教與以俄國為靠山的東正教爭奪耶路撒冷和伯利恆教堂的管轄權。起因則是自18世紀下半葉起，俄國在近東勢力急速發展，力圖攻佔或與列強瓜分日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控制黑海海峽，實現俄國南出地中海的宿願。這就與在近東有重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英、法兩國發生了尖銳衝突。
任何一場戰爭，都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地震，將急劇改變每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和重新劃分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益格局。於是天主教跟東正教打起架來，第一個上火的就是國際銀行家們。
羅斯柴爾德在戰爭初起時陷入被動，因為他們過度信賴從外交途徑得到的情報。但是聖彼得堡這回很不老實，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覆向羅斯柴爾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進行戰爭。1854年1月西方聯軍開進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沒太在意。2月，當俾斯麥得到俄國大使被從巴黎緊急召回的確切訊息，立刻心裡有數了：「我當時在想，這個訊息最能驚嚇誰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羅斯柴爾德身上。果然，我剛把訊息交給他讀，他的臉頃刻變得像支粉筆一樣白。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這個訊息就好了’；第二個反應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談生意嗎’。」
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掌門人萊昂內爾也對俄國挑起戰爭的舉動大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經看衰俄國：「一個已經負債8億英鎊的國家在進入另一場戰爭之前，實在應該慎重考慮。」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將羅斯柴爾德銀行公債融資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這場戰爭使得每個參戰國的軍事開銷都大大超越從稅收中得到的財政收入，各國都不得不大舉發債，紛紛撲向公債市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受貝列拉家族窩囊氣的局面立刻改變了。在國際公債市場上，沒人能撼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霸主地位，他們已經通過百年潛心經營牢牢盤踞住這一市場。包括動產信貸銀行在內的一干競爭對手都從對克里米亞戰爭公債發行的爭奪中無功而返，而羅斯柴爾德的老冤家巴林銀行又在這一票中押寶在最後戰敗的俄國頭上，狠狠吃了個啞巴虧。這場戰爭打下來，羅斯柴爾德銀行基本上獨享了整塊蛋糕。
英國方面，政府本來內定了從巴林銀行借錢。無奈巴林的錢壓在俄國抽不出來，只好眼睜睜看著1600萬英鎊戰爭貸款全被羅斯柴爾德銀行細嚼慢嚥了。
戰時的法國被經濟搞得焦頭爛額，拿破崙三世趕忙出臺一系列利率調整政策刺激經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和霍廷格家族聯手在政府拯救經濟危機的行動中大力支援財政刺激政策，把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於是，當法國財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筆接一筆大發克里米亞戰爭債券的時候，羅斯柴爾德銀行自然是首選。貝列拉這時才反應過來，竭盡全力向拿破崙三世爭取。而法國財政部長告訴拿破崙三世，法國國內市場對戰爭債券的容量已接近飽和，於是法國將大部分戰爭債券轉往倫敦發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早張開包袱，法國債券生意應聲落袋。貝列拉終究鬥不過早已謀劃在先的羅斯柴爾德，又眼巴巴地看著羅家法國銀行和倫敦銀行美美地把法國戰爭債券大餐吃了個乾乾淨淨。
貝列拉在法國鬥不過羅斯柴爾德，趕緊把手伸進土耳其，要搶土耳其的戰爭債券。誰知羅家又佔了先機，已經搶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戰爭債券也歸了羅家倫敦銀行。1857年《泰晤士報》說：「土耳其國家銀行就快成為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另一個分部了。」
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並沒有直接參戰，可是它也沒閒著，傾舉國國力擴軍備戰，終於迫使俄國從多瑙河撤軍。奧地利沒來得及偷樂，就發現本國財政已陷入嚴重危機，貨幣日貶千里。奧地利財政部長向詹姆斯發緊急求救信：「在我們的貨幣完全變成廢紙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們」。\[21\]詹姆斯答應聯合其他羅斯柴爾德分支共同拯救奧地利，條件是奧地利政府原先許給福爾德的貸款現在得歸羅家銀行，於是福爾德原以為到了嘴邊的鴨子又飛了。
普魯士政府的開銷在戰爭期間增長了45％，早就不堪重負。有俾斯麥做主，普魯士的戰爭債券全歸了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還因為國作出突出貢獻被授予普魯士紅鷹勳章。
仗打到1856年，歐洲各國幾乎同時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多家銀行倒閉。1852年到1855年，各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長分別是：奧地利42％，英國68％，法國53％，俄國88％。公債貶值則是：英國15％，法國15％，奧地利24％，普魯士11％。戰爭資金漸漸「貧血」繼而「斷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亞戰爭終於收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其實不在乎打仗的輸贏。到19世紀50年代末，英國、法國、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數家羅斯柴爾德銀行為金主。羅斯柴爾德銀行又在戰爭期間把老對手新對手們整的整，滅的滅，它在政府公債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無人能夠撼動。
即使在所有銀行都難逃破產命運的1857年，也沒有一家羅斯柴爾德銀行虧損，最大的損失不過是盈利減少而已。
天主教銀行家：第三股勢力
法國的銀行家族勢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猶太銀行家與清教徒銀行家兩大陣營對壘。猶太銀行家族中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顯而易見的領袖。清教徒銀行家族體系中間，首領就是米臘博家族。天主教銀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猶太銀行家那樣飽受宗教迫害，這也是他們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後，第三股銀行家族，即天主教銀行家族勢力逐漸在法國形成。這個集團包括達維里爾（davillier）、魯伯薩克（lubersac）、達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萊西德科斯（lehideux）等銀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勢力其實是一種不太穩定的勢力，他們很快又分成兩派。一派天主教徒銀行家跟羅斯柴爾德陣營逐漸結成了聯盟，並且支援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業集團聯手，而重工業集團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國鋼鐵大王施內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領軍者。在這三股勢力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
金權的進化：從所有權到控制權
在法國的歷史上，無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貝列拉家族，這兩大勢力集團都跟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絡，但是他們同法國的實體經濟的聯絡卻相對來說弱很多，除了在鐵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實體經濟行業投資興趣並不大。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工業革命前期的資金需求量對於儲蓄相對充足的法國而言，已足夠使用，充裕的資金供給使得國際銀行家們在競爭中利潤不高，因而缺乏足夠的動力；二是政府和外國戰爭的公債需求量極大，利潤既高又有保證，屬於爆賺加穩賺的投資。另外，資本稀缺的國家，其專案回報率相當可觀，又有當地政府的擔保，也屬高利和可靠的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銀行家的資金其實並不直接進入本國實體經濟迴圈，而是在國際上追逐高額利潤。
從銀行的運作模式來看，在法國工業資本主義崛起初期的紡織、冶金、運輸和機械等行業的融資需求有限，法國的私人銀行模式足以應對。同時，熱愛儲蓄的法國人投資方向比較保守，傾向於買賣穩定可靠的政府和企業債券，而並不特別熱衷股票類冒險高的投資。如果投資實業，他們則傾向於投資私人和家庭企業，而不太願意投向那種大型的商業機構或者公司，所以大規模的股份制銀行在法國發展一直很慢，這一點和英國類似。
但是，隨著大規模鐵路專案的建設，這一局面發生了深刻變化。
法國鐵路建設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鐵路工程的建設往往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運作，而這種規模的資金需求就遠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銀行體系所能負擔。私人銀行的投資主要是依賴某一家銀行的儲蓄，這種銀行模式在大工業時代，特別是在近代工業體系鐵路建設的崛起過程當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戰。金融體系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後期的大規模融資需求，必須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資銀行、存款銀行、儲蓄銀行，還包括一系列保險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通過把眾多散戶的儲蓄集中起來，然後再經由投資銀行的投融資運作，將這些數量龐大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中資金需求量特別巨大的工業領域，產生可觀的回報。
在新型股份制投資銀行模式下，私人銀行家的角色就從過去使用自有資金的放貸者變成了調動公共資金的管理者，其實這個過程對私人銀行家是非常有利的。從前，由於私人銀行家使用自有資金放貸，私人銀行對行業的金融控制力一目瞭然，缺乏隱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資產管理者角色，由於運作的是公眾的資金，在放大了對社會財富控制力的同時，不動聲色增加了隱秘性。在這種資產管理模式中，他們並不公開自己的身份，並且主要是從幕後來運作，這一高明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安排將公眾的視線進行了有效隔離。
在這一系列新興的金融機構背後，董事會的成員基本上還是同樣的銀行家族。巴黎巴銀行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從1870年到「二戰」爆發，法國經歷了第三共和時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是支援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勢力集團，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銀行家族則傾向於反對第三共和。羅斯柴爾德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通過控制法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資銀行機構——巴黎巴銀行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到20世紀初，巴黎巴銀行對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至1931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銀行，一共持有法國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員和家族銀行的高階管理人員在120家公司中控制著180個董事的席位。這種控制是經過非常精妙的金融資本主義手法來設計的，如股權中的無投票權和多重投票權的精心設計，原董事投票增選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實現由極少數特殊股東控制多數股東財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權股東所持有的股票中擁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權，但是發行給公眾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權，如此運作可以確保特權股東對公司董事會的任命和公司運作的實際控制權。
為了抗衡巴黎巴銀行的影響，清教徒銀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資銀行，這就是巴黎聯合銀行（union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聯合銀行為核心，清教徒銀行家將各種金融勢力整合在一起，與以巴黎巴銀行為核心的猶太銀行勢力集團進行抗衡。實際上清教徒銀行體系和猶太銀行家體系對法國政治和經濟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國政治和經濟系統的癱瘓。特別是1934~1938年，這兩大勢力集團的爭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導致法國在大蕭條中復甦緩慢，更嚴重的後果就是1940年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迅速失敗。
從法國上市公司的情況來看，1936年巴黎的證券交易所註冊的公司總數是1506家。其中大約有600家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超級重要公司，另外還有大約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國經濟中的重量級公司大約有800家。在這些公司中，猶太銀行家族集團控制了400多家，他們的競爭對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屬於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勢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被德國佔領的4年裡，猶太銀行家族的資產受到剝奪，其中也包括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當然戰後這些權力被勝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戰敗的德國還需要連本帶利地進行賠償。
包括兩大銀行家族勢力集團在內，據統計有183個大財閥控制了當時的法國，成為法國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強了對政界和新聞界的滲透，銀行家投資新聞界或自己辦報者也比比皆是。這一切給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除了拉攏權貴之外，金融鉅子們紛紛親自出馬，躋身政壇，出任拿破崙三世財政部長的阿希勒·福爾德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銀行家族的代理人進軍政界的也不在少數，如1962年戴高樂總統任命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銀行的總經理，蓬皮杜從1962年到1968年任法國總理，從1969年到1974年任法國總統。
金權的力量在經過200多年的進化，已經在法國樹大根深，難以撼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