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清晨，學委會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著聽廣播。學習委員說：「所方說是一項重要的訊息……」
是什麼重要訊息呢？各個甬道里都站滿了人，偽滿的、國民黨的，各號站在離各號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肅靜。人人都在猜測著這項重要廣播的內容。後來大家回憶起這段時間的想法，大致都認為是宣佈大躍進新成績，有的更想到是一個新的生產運動，也有人想到是蘇聯又有新衛星上了天，還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二十八週年紀念日，也許是關於紀念文章的發表……誰也沒想到，在「九一八」的二十八週年這天，我們聽到的卻是這樣一個衝激神魂的訊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對於一些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佈實行特赦是適宜的。採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於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並且作出相應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這是真的嗎？——完完全全是真的！廣播員又讀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讀了劉少奇主席署名的特赦令。這也是真的：在瞬息間的有如空氣凝結起來的沉靜後，甬道里猛然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歡呼聲，萬歲聲……這一切都是真的！
後來，每個小組裡都自發地開起了會，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談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談了，但是要談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談，我也覺得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夠。我說了還想說，真的，我所想的，說一天也說不完……
特赦，對我來說是什麼意義呢？
特赦，自然，這就是說不經起訴而出獄，它的含義是什麼？
在舊時代，或者在某些國度裡，「出獄」兩字的含義是和「獄」的性質關聯著的。出獄，這意味著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著陽光，意味著苦難的終結，意味著和枷鎖的告別。然而在這裡，和黑暗、冰冷、苦難和枷鎖的字眼是全不相關的。正相反，正是在這個「牢房」裡，我才見到了太陽，才從又聾又瞎的黑暗中解脫出來，認出了世界和我自己，才從枷鎖桎梏中伸展開了我的手腳，更重要的是舒開了我的朦朦朧朧的知覺……
在舊時代和某些國度裡，出獄就是意味著自由的獲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樣的自由，有各種情況下的自由。從前有位中國苦學生，熱愛繪畫的司徒喬，為了學畫，走進了美國，想以半工半讀的辦法實現自己的志願，因此犯了美國的移民法規，判刑一年。他的監獄視窗正對著美國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對著自由神像，過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絕不是這個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著的土地上的自由，因為他在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賣畫以維持生活和完成學業，這就是美國法律給「中國移民」的自由。當然，長島監獄裡的美國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樣，但是有一位美國作家就寫過，有個美國人因為出了監獄得到的只有飢餓、失業、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製造一起罪案，以達到返回監獄的目的。
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自由，這就是從封建、迷信、愚昧解脫出來後的自由，是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認識真理和區別美醜善惡真偽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我卻是在「監獄」得到的。
在舊時代和某些國度裡，在某些人心裡，出獄意味著親人的團聚。
親人，這是一個多麼溫暖的字眼！
然而，我的親人，連那已經去世的父親和母親，連我的過去的妻子，有誰能比這裡的人更瞭解我呢？有誰曾像所方的人員那樣為拯救我的靈魂而花費過心血呢？又有誰像他們那樣，為我的一點一滴的長進而高興過呢？
這裡，我要再插敘一段一年前發生的故事。
這是由一次小組會引起的。在那次小組會上，我們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改造的程式上，每個人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障礙，重要的是很多障礙並不是來自外界，而是存在於自己思想上的，於是形成了各種自為的精神負擔，這種負擔，我們稱它為前進中的「包袱」。為了讓改造進行順利就要卸下這個「包袱」，把它交代出來，以便輕裝前進。現在提到我們面前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還有沒有卸下的「包袱」？
我已說過，小組會是一種經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內容就是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幫助，檢查思想，提高認識。從前，我對它是很憷頭的，因為我在會上的表現，總叫別人不滿意，因此常成了眾矢之的。但是後來我的顧慮逐漸消失，使人不滿意的地方也減少了，當然，更重要的由於我覺出了這是有益無害的互相幫助，明白了一切罪惡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認罪。這一點也正是政府更為重視的，也許可以說，政府認為使我們每人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倒是比從法律上懲辦我們更為重要。我從政府的種種措施——參觀、學習、與外界通訊等上明白了這個道理，小組會也變成對我是習慣而親切的了。但是，在這回的討論上，卻又發生了問題。
「包袱」，每個人都籠統地談了一些，後來問題趨於深入具體，就出現了這個問題：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可以說是源遠流長，還有沒有一些藕斷絲連的留戀之情？這個問題是誰提出的我忘了，我記得很深的卻是有幾個同犯都講出了一些心底深處的「戀情」，比如有人說，他看到日本出版的書籍，描寫舊時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動心；又有人說，當他從報紙上看到他熟悉的當年日本「朋友」，也不禁發生了親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確地說，當他看到日本電影，看見了銀幕上出現的人物，聽到日本話，很有興趣……
我發言道：「我對日本鬼子，沒有絲毫感情可言。」不料這句話，引起了一些人的詫異、懷疑以至驚訝。我解釋說，無論從我過去的還是現在的立場來說，我和日本帝國主義都談不上什麼感情。單從我過去的立場來說，我只是和他們互相勾結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達到我復辟、統治人民的目的，由於不能如願，處處受制，結果我又怨又怕，在貪生怕死、擔心被棄的心情下，做出一連串的獻媚舉動，這當然也不是什麼感情。如果說在我幻想尚未破滅、恐懼尚未發生之前，對日本人的一相情願的勾結，那也叫做感情的話，那麼，以後連這種感情也沒有了。我這樣說過之後，還是有人不相信，其餘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說，「當皇帝的人對誰都是利用，連他父母在內，他都沒什麼感情」。可是多數人意見不同，他們舉出許多例子，如我對日本皇太后流過淚，扶她上過臺階，我訪日時作過詩，我發過「迴鑾訓民詔書」，等等。我說，這些獻媚舉動，都不過是為了個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當我做過了這一切，仍然達不到目的，我心裡是很怨恨的。我這樣說了，還是有人不信。這時忽然有人說：「你在大栗子溝，日本人臨送你上日本時，給你先匯到日本三億日元，你心裡不感激嗎？」
「三億日元？我不記得這回事了。」
「不記得？」人們都驚異了，各種不信任的話都來了，「這樣大的事能不記得？」「這是張景惠、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這是有顧慮吧？」「檢舉認罪時你一定也是沒交代了？」
我說，在大栗子溝時，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為吉岡說連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證我的安全；什麼三億日元，就沒進我的腦子裡去。我是真的不記得這回事了。
「你到現在還是有顧慮！」這個意見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見，無論我說什麼，也改變不了別人的看法，本來討論正題時我還很自然，問題一轉到三億日元，而且被一致認為我仍存在顧慮，對政府隱瞞，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顧慮：「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我這裡在眾口一詞之下，還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嗎？
我被這個問題苦惱了一夜，兩夜，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