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是我隨啟蒙老師太監張謙和念《三字經》時,認得的第一個字。但是我活了半個世紀,頭腦裡卻只有個「我」字,沒這個「人」字。整本的《論語》裡,孔子說的一切話,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沒包括一切人,最多數的人是隻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裡面,因此,在毓慶宮我也沒有學會這個「人」字的真正解釋。只是在我坐了這些年監獄之後,才懂得了這個莊嚴的字眼的含義,這個「人」字才真正進到我的腦中。這是由於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陳寶琛、鄭孝胥、土肥原、吉岡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還有像方素榮、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還有楊靖宇、趙一曼和黃繼光、邱少雲這樣的人。在這無數的為了光輝的理想和事業而生活的人們中間,還有我最熟悉的最感親切的人,這是從管理所長到看守員的所方人員。這些默默無聞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國裡,人被看做最有價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義才有了真正的解釋。
剛到哈爾濱不到一個月的一個深夜,我睡夢中突然被「鐵籠子」的開關聲驚醒。那時我正處在驚魂不定之中,鐵門的聲音特別刺耳,又是發生在深更半夜,嚇得我渾身發抖,認為最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偷偷睜眼看去,鐵欄杆外有些穿軍裝的人,好像走進了隔壁,不久又擁著一個犯人出來,向樓梯那裡走了。我看見裡面好像還有所長。這些人走了之後,我又聽見外面汽車馬達聲,顯然,被擁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車。我嚇得一夜也沒睡好。第二天早晨,從同屋的夥伴嘴裡才明白,原來昨晚所長巡查的時候,看見我們隔壁的老曲沒有睡下,問他幹什麼不睡,老曲說是犯小腸疝氣症。所長回去不久,醫生和護士就到了,立刻決定送到醫院急救。我被嚇得只看見了穿軍衣的人擁著人出去,不但沒認出那位前偽滿四平省長的面孔,而且連護士的白衣衫也沒看見。明明是在搶救人命,我卻認做是去執行死刑了。
老光因痔瘡發作,也住過一次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出院後告訴過我一件事。在他進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偽吉林市市長張子烐的胃病突然惡化,大量吐血,陷於昏迷狀態,醫院裡兩位主治大夫決定輸血急救,可巧血庫存血已用盡,兩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輸給張子烐。張子烐本來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還是個犯人,但是監獄裡還是為他求醫,醫院也想盡辦法來延續他的生命。我聽了這件事,簡直都糊塗了。
犯人們都知道,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監獄裡,像熙洽、臧式毅和張景惠這些人都活不到這樣大的年歲。熙洽由於從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癱瘓,他這個病連犯人們也不覺得應該同情。那天送他上醫院,看守員揹他下樓的時候,我就聽見我們同號裡有人嘟囔:「他還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別人受罪。」但是在醫院裡,他還是得到了認真的治療和照顧。住在同一間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見護士給他打針,換著方子給他營養藥吃,衣服和床單一天要換個四五次。他就這樣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長的是張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監獄裡給他常年的特殊飲食的照顧,他滿口牙齒脫落了,給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時,還要供應他流汁食品和軟雞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饞得裝起病號來。張景惠也不參加任何勞動,不開會,不學習,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賣老,假痴假呆,人們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有一次,看守員指著我問他:「這是誰?」「大——總——統!」「你自己是誰總知道吧?」「賣——豆腐——的——」(張景惠原是布販子,後來當了土匪,又與張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這樣地活到了八十多歲的高壽。
我的侄子真瑞剛開始幹活的時候,有一次給醫務室擦藥櫃,不當心把玻璃給砸了一塊。護士聽見了響聲,急忙跑過來問:「傷了人沒有?」嚇呆了的真瑞說:「人沒傷,玻璃可碎了!」「人沒傷就不要緊,玻璃算不了什麼,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這與其說是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倒不如說是經常感覺到的一種思想。為了修建我們「一所」(偽滿戰犯住的地方)自己的運動場,要平整一塊土地,我選了臨近一個大坑邊的地方,正準備搬運磚頭的時候,看守員把我叫走,去幹拔草的活。到了這邊,看見有幾個年歲大的也來了,我向看守員說:「我的體力已經很好了……」看守員說:「你的眼可不行,還是在平地上好。」由於近視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沒有我的份,連擦高層玻璃,也被看守員阻止過。後來我參加了醫務組的勞動和學習,每天上班前後都要打掃醫務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時候,我心想這裡大概看守員管不到,可是剛上了凳子,又給護士給叫了下來。
在這最後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裡消失了對懲辦的恐懼,相信了政府允許我重新做人,並且開始嚮往做個普通人之後,監獄,對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就是:
監獄=醫院+學校。
說它是醫院,不僅因為許多人在這裡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虛弱症和胃病),恢復了正常體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運土和一頓飯三十個大餃子的紀錄),而且也因為連生活起居、飲食以及自由活動,也要受到監獄醫生的干預和檢查。醫生對人管得這樣多,根據我的瞭解,在中國除了正式的醫院,大概只有託兒所和監獄才有這樣情況。回想起剛來時的體格檢查,真和住醫院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體重、血壓、透視等之外,還有一個詳細到連過去飲食習慣、菸酒量都有的調查。除了病號伙食要經監獄醫生作出規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醫生每週作出規定,而且要經過具體的檢查過目。根據經常的體格檢查,不同體質和健康情況的人,有不同的活動。每逢季節變換時,監獄醫生都要給犯人們講一次季節衛生知識,而每次都像保育員似的,要數說一遍那些飯前便後和勞動之後不認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樣,也許是和真的醫院不同:這裡沒有醫院裡那麼多的醫務人員,在九百多名日本戰犯遣送走了之後,醫務人員縮減到一名醫生,一名司藥兼化驗員,一名護士長和一名護士。但是這裡盡有他們的「助手」。有一次夜裡,我因為靠近暖氣覺得太熱,把被子蹬開了,還沒睡著,就有人走到我這炕邊上,輕輕地說:「把被蓋好!」原來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員。他看我蓋好了,又看了全號裡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誰生了一點兒不值得進醫務室病房的小病,在護士巡視的間隙裡,看守員總要來問幾次,「現在怎麼樣?要什麼東西不要?」號內有人生病,犯人組長如果不報告,便有責任。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說,犯人組長也是醫務人員的助手。至於學委會系統的生活委員,那更是醫務人員在指導環境和個人衛生活動方面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一下我們的作息時間表,這裡就更像一座學校了。
6:00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時)早操和打掃(在我們小組裡,這是振、邦和我的事)
7:30早飯
8:00~12:00政治理論學習
12:00午飯(如夏季則午睡一小時)
1:30~5:30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