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戰場上勝利訊息不斷傳來的時候，我還納悶美國軍隊的精良裝備何以會失敗。到了美國克拉克將軍說他是「第一個不是在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我才相信了勝利，也才相信瞭解放軍過去抗日的戰史。但相信不等於理解。因為我對於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對外戰史印象是太深了，莊士敦和日本的參謀給我講過的中國吃敗仗的故事，在長春「帝宮」裡放映的日本電影以及天津各國軍隊檢閱給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鮮停戰開始談判時，我看到那些談判情況的報道甚至還擔心過，覺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樣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豈不糟？我在紫禁城裡看過的恭親王、李鴻章等人關於辦外交的奏摺和西太后用光緒名義發的上諭，使我習慣了那些「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外交。一旦中國人真的腰板硬起來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卻是擔心。我這種軟骨病，直到看到了無數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實之後，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國法律的外國人在中國法庭上判了罪，關進了監獄，或者被驅逐出境；外國的水兵闖入到中國海防區，被不客氣地扣了下來。我又聽到，美國的企事業被中國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國的「總領事」被中國不客氣地從大陸上趕走，美國的飛機闖進了中國的領空，中國飛機就把它不客氣地打了下來，美國的將軍在中朝人民軍隊面前在停戰協定上籤了字，美國政府嘴說不承認新中國，可是又不得不舉行了大使級的會談。後來，我親眼看到日本戰犯在中國法庭服了罪，我又聽到自稱無敵的美國的國務卿，叫嚷著說中國是他的最大的敵人……我看到了這一切從無到有的事實，這些事情和我在參觀中看到的那些從無到有的汽車、輪船、拖拉機、水庫，各樣發明創造……聯絡起來，我這才真正有了一種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箇中國人。

由於看到了這些從無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從有變成無的東西——殖民地奴隸的烙印。

我想起了從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個城市，不管是乘車通過哪條街道，到處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藥的刺目的廣告招貼。在天津租界時，我還比較自由地逛過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處可以看得見的紅錫包、美孚油、棕欖皂、味之素、韋廉氏紅色補丸、萬國儲蓄會等等的廣告。我還記得，在舊中國，舉目四望，幾乎沒有一樣商品上面沒有英文——無論是外國貨還是中國貨，除了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幾乎凡有包裝的一律沒有例外。我所接觸到的青年，也無一不是以能說英文為榮，或者對能說英文的表示著最大的羨慕。早在北京時代，由於聽到莊士敦宣傳有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個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麗莎白，妹妹們就成了瑪麗、莉莉……到了東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著視覺和聽覺所及之處。這些奴隸的記號，現在全沒有了！我自己領到的日用品，再沒有外國的商標和字樣。我在那座由中國人當廠長、中國人當工程師和中國工人操縱一切機器的「汽車城」裡，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汽車上看見中國字：第一汽車製造廠。在無論巨型的渦輪機，還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見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在鞍山鋼鐵公司，我站在一望無際的高聳的鋼鐵建築前，聽到了一個故事。日本人在離開那堆已變成破爛廠房的時候說：「把鞍山給你們種高粱去吧，要想恢復，平心靜氣地說，也要二十年！」可是，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這三年間，中國人從十五萬噸產量提到了一百三十五萬噸，過了一個五年，又提到年產五百三十五萬噸，等於從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鋼所起到一九四七年止這三十一年累計的總產量！像這樣的鋼鐵基地，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

許多的資料檔案說明，中國人在東北得到的不是什麼基地，而是一個一個的爛攤子和各種各樣的譏笑。從某種外國人嘴裡發出的譏笑如果聚起來，大概可以變成一場颱風。可是人民卻像地球本身一樣，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風，揚起多大的灰塵，它還是按著時刻不差一分地轉動著。中國人並沒叫颱風嚇倒，農村恢復了，合作化又實現了；鞍鋼恢復了，又成了現代化聯合企業了；撫順煤礦恢復了，產量在十年間提到了偽滿時最高產量的幾倍。要恢復的都超過了過去，沒有的也建設了起來。這種事情在發出過譏笑聲的人的心裡發生了什麼反響，我不大知道，但從古海忠之第二次參觀大夥房水庫的感想中，卻聽到了一種真實的回答。

我們第一次（一九五七年）看大夥房水庫時，只看到一望無際的人群，活動在峪間，那時，我們從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將蓄水二十一點一億立方米，可以防護千年一遇的洪水（一點零七萬立方米）。同時，還可灌溉八萬頃土地。第二次參觀是兩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偉大傑作，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條高出地面四十八米、底寬三百三十米、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壩，它的八米寬的頂面，猶如公園的露天舞池那麼漂亮。古海忠之這次參觀回來，在俱樂部大廳向全體戰犯發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話說：

「站在……大夥房水庫的堤壩上四面眺望，我感覺到的是雄偉、美麗、和平，我還深深地感到這是與自然界作鬥爭的勝利，這是正在繼續戰勝自然的中國人民的自豪和喜悅。看到這樣的水庫，使我腦海裡回憶起來，在偽滿時代當總務廳主計處長、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等職務時，站在豐滿和水豐水庫堤壩眺望的往事；那時也認為是對大自然作鬥爭，認為能做這樣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亞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驕傲；蔑視中國人是絕對不可辦到的（那時，為了準備戰爭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勞力方面雖強迫徵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沒有，這個大夥房水庫計劃就打消了）。中國工人，衣服破爛不堪……我認為自己和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種人；我以‘偉大的、聰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態，傲慢地看著他們……

「在大夥房水庫勞動著的人們，由於他們充滿了希望，有著沖天的幹勁，忘我的勞動，蓬勃的朝氣，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著的我，就是對中國人民犯下嚴重罪行的戰爭罪犯。哪一方面是對的呢……」

用自以為是偉大的、聰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態，傲慢地看著中國人的，在過去的列強中，哪一個國家不是如此呢？在一百零九年間，列強裡有哪個國家沒有欺負過中國人呢？那些帶著從鴉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電影的自以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過，而且殘暴地屠殺過，敲骨吸髓地掠奪過；不但單個地幹，還結成兩國的、八國的聯軍來幹；不但把軍隊開進邊界、開進內地，而且還開進京城，還要永遠駐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從我伯祖父旻寧時代的《南京條約》到國民政府的《中美商約》，在舊中國的日曆上，寫下了多少個國恥紀念日，翻開舊中國的近百年對外關係史，可以找到一切恥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租界地、關稅抵押、領事裁判權、駐軍權、築路權、採礦權、內河航行權、空運權，以及傷驢一條賠美金百元，殺死了中國人一命倒可以償美金八十元了事，「盟邦」軍人強姦中國婦女而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等的權力。

中國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從旻寧到蔣介石這一連串的軟骨症病歷。在我父親的日記裡，曾多次提到過赫德這個英國人，據說我幼時在故宮裡曾接見過他，我已經不記得了。他是中國海關第二位總務司，許多外國書用了各種稱頌的話來描寫過他，後來上海外灘還給他建了一座銅像。這個很受恭親王喜歡的人，不但是中國海關的主人，也實際是恭親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的靈魂，恭親王辦理重大涉外事務，幾乎都有他的參與。他給恭親王寫了一篇《局外旁觀論》，就像老師教學生似的告訴中國的外交部門怎樣辦外交，總起來就是一句話：要按著條約辦，否則就要捱打！

中國在近代史上（一八六八年）正式派遣使節出使外國，是根據赫德的意思開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節也不是中國人，卻由一名美國人、一名英國人和一名法國人組成的一個使團，派中國人出去辦外交還在以後。第一個作為特使（一八七一年）出國的中國人叫崇厚，那卻是因為天津教案到法國道歉去的。中國外交官就是這樣開始出現在世界上的。從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個出使的中國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賠禮道歉，簽訂屈辱條約，就是捱了張家欺負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麼公道、聲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錢，或者不過在典禮上忝居末座，捧捧場。李鴻章到日本馬關，我父親在庚子後到德國，北洋政府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孔祥熙到倫敦參加英王加冕……無一不是去伺候別人的顏色。作為一箇中國人，他們誰也沒挺起過腰板來。假如那些軟骨症患者都寫一本回憶錄，說一說那些辦外交的掌故，必有豐富的內容。我就知道李鴻章是個最善於聽洋人訓斥的人。一八七五年英公使威妥瑪就曾經當面教訓過他：「你們中國人辦事，越辦越不是，活像一個孩子長到十幾歲，又變成一歲了。」

但是，這些日子都過去了。中國人站起來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現在的中國人「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古海的這句話，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至我在特赦後看到一本美國人寫的書時，又想起了它，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見中國人眉宇間的神色，絕非誇大其詞。在我看的那本書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經歷的描寫，讓我相信那些曾經對中國人傲慢過的人，處於時代的轉換期，是特別敏感的。那個美國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學裡，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車進西直門的時候，車上的中國教職員和男女學生照例要走下車來，受那些國民黨軍警的檢查，他這個美國人則照例穩坐車上不動，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種人的優越感，坐在那裡欣賞車外中國男女青年受檢查時的表情。可是，時代變了，北京插上了紅旗，西直門也換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哨兵。在那些日子裡，燕京大學的校車再走過西直門時，下車的再不是那些中國人，而是他這個有過優越感的美國人了。當他在中國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軍哨兵面前，交驗他的身份證時，他也看到了中國人眉宇間的變化。

站起來的中國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憤怒。他們除了惡意的譏笑之外，還有他們認為最厲害的手段。間諜破壞是手段的一種。在西直門由看中國人受檢查而變為被中國人檢查的美國人李克，便是美國海軍部門的一名間諜，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進中國的監獄裡去了。經濟封鎖是手段的另一種，但我在東北工業陳列館裡，在那些工礦企業裡，親眼就看到了不少屬於禁運單上的東西，而且還聽到了一個笑話。有一次，香港當局派人扣留了一個倉庫的甘油。甘油的經銷商去詢問為什麼扣下這批貨，當局回答：「這是戰略物資，屬於禁運範圍的。」「對誰禁運呢？」「對中國。」經銷商拿出貨單來說：「請看，這批甘油可是中國出口的呀！」順便說一句，我在參觀中也看見了中國製造的甘油。

這裡，一切凡是應當有的但還沒有的東西，是必定會有的，而且已經不斷地從無到有了。有的東西從前有過，但是被喪失掉了的，也終究會再有的，而且在不斷地恢復了。我說的不但是機器和技術，不但是礦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榮譽，是每個人心裡都應該有的祖國。由於那些傲慢的人，也由於我這樣軟骨的人，使東北像我的外甥女這樣的孩子，竟會連祖國的名稱也不知道，但是祖國兩個字，現在又成為東北每個兒童心裡最引起自豪的神聖字眼。我參觀長春第一汽車廠時，一位接待人員告訴我，汽車廠剛投入生產時，有一個小學校要求參觀，廠方表示了歡迎，並且準備派出最舒適的轎車去接他們。孩子們一聽說派來接他們的是進口的（該廠當時只生產卡車），立刻反對道：「不要！我們要坐我們祖國自己造的大卡車！」

孩子們的話，又一次讓我想起了，在我心裡曾經失掉過的神聖的字眼：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