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經常有些外國記者和客人來訪問我，還有些外國人寫信給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來的照片上簽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從法國斯梯林-溫德爾寄來的一封信，裡面有幾張我過去的照片，有一封信，還有一篇不知要做什麼用的很短的文章。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驚奇。現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於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了。

監牢裡的中國皇帝

「世界上的光輝是無意義的」，這句話是對一個關在紅色中國的撫順監牢裡等待判決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寫照。在孩童時期，他穿的是珍貴的衣料，然而現在卻穿著破舊的棉布衣服，在監牢的園子裡獨自散步。這個人的名字是：亨利·溥儀。五十年前，他的誕生伴隨著奢華的節日的煙火，但是現在牢房卻成了他的住處。亨利在兩歲時做了中國的皇帝，但以後中國的六年內戰把他從皇帝寶座上推了下來。一九三二年對於這位「天子」來說，又成為一個重要的時期：日本人把他扶起來做「滿洲國」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一直到現在這張引人注意的照片報道他的悲慘的命運為止……

那封信以這樣的話開頭：「由於對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堅強信心的鼓舞，我在這裡謹向陛下提出一個請求……」他請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來的照片上籤個字。

類似的同情，在這以前我也遇到過。一九五六年八月，有兩位英國記者（可惜不記得名字了）就問過我：「作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這樣的下場，你不覺得悲哀嗎？」另外，還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種同情，有位加拿大記者問過我，待了這些年還不審判是否覺得不公平。有位法國記者曾問我：「被捕後長時期沒有審訊，是否感到驚奇？」當我回答他說，使我驚奇的是，歷史上不管是在哪個朝代、哪個國家，像我這樣的人都不會受到這樣待遇。我的這個答案倒真引起了記者先生的驚奇。

一個罪人如果不承認他有罪，他在牢獄裡待一小時也是認為不公平的。如果他僅僅是在法律上承認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從法律上斤斤計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個罪人在道義上也承認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於世界上的光輝，那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這是方素榮的那顆偉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農民表示的寬忍，是在我的親屬身上反映出來的巨大變化，是撫順礦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業學校裡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裝置的國產機床，是養老院裡老工人的晚年，是瀋陽法庭的審判和日本戰犯們的眼淚……難道這都是對我沒有意義的嗎？

我給那位要簽名的法國人的回信是這樣寫的：「我不能同意你說的世界上的光輝是沒有意義的話……因此，我沒有在照片上簽名。」我向記者們談過我的生活，我對政府的寬待感到驚奇和慚愧，我也說到自己對真理和正義的理解，等等。我這些書面和口頭的答覆，後來都引起了什麼反響，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斷定，我如果再談到這個監獄對我不是監獄而是一棵菩提樹，那就準會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當然，我確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緬甸的議長肖恢塔先生，他是把這裡比做一座學校的）。我把監獄的屋頂比做菩提樹的華蓋，是由於我這時確實已有這種感覺，確信自己領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羅太子證菩提果時的一樣的心情。當我經歷了最後的三年之後，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發覺得這個比喻的恰當。首先，這是由於在這最後三年的五次參觀中，我從自己周圍的世界裡看到越來越耀眼、越來越有意義的光輝。

這五次參觀中，我們走了五個城市，看了兩個農業社，兩個人民公社。二十三個工礦企業和五個文教衛生福利事業單位，又看了許多住宅區，還看了水庫、展覽館、體育宮、烈士紀念館……

我看了許許多多未曾見過也未曾聽過的東西。我既沒有什麼專業知識也沒有足夠的常識來理解那些標在產品前面的數字的含義，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爐、二千五百噸的鍛造水壓機、一晝夜可選礦七萬立方米的七a浮選機、一小時可抽水一萬二千噸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萬噸巨輪船體工程、容量超過解放前一年生產總量的四萬千伏安和二十二萬伏電壓的變壓器……許多產品名稱，許多的發明創造，對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筆記本寫滿了兩本，固然長了一些生產知識，但對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事實：有許許多多我們過去沒有的、做不到的，現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質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設計，有的還由進口轉為出口。雖然有些裝置現在不能製造，但也在試製或者將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實證明，我們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從這裡明白了那些難記的數字和專有名詞的中心含義：這一切足以引起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自豪。

從無到有！僅僅這一點事實，就足夠讓我這樣的人去思索的了。我理解的還不是單純的關於一個社會進步的問題，而是對我的祖國和民族的估價問題。

我是一箇中國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裡總是對「中國人」三字充滿自卑感。清朝的後期歷史中的對外關係，使我對「外國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心。我自從認識了莊士敦，又發生了對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羨慕心。莊士敦的談話、送我的畫報和自來水筆，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別針、袖釦，都曾使我對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慚形穢。後來到了天津，從日本人那裡我更得出這樣的結論：愛新覺羅是中國的統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國還是要靠外國人才行。天津租界裡的七年生活，「外國人」三個字成了我的靈魂的主宰。每參觀一次外國軍隊的檢閱或者參加了一次外國人的宴會，我必感嘆一次外國民族的聰明、中國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國畫報、一雙外國皮鞋和一包外國紙菸，都能懾去我的靈魂，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種人優於有色種人的論點，記得這論點曾是我和溥傑的共同話題。我的世界知識的課本，除閱兵、宴會、畫報、電影之外，便是法國的香水和白蘭地、英國的衣料和香菸、美國的汽車和留蘭香糖、德國的拜耳藥品和眼鏡、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煙、挪威的魚罐頭、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學士倭仁指為奇技淫巧的東西，除了作為財產看的中國古玩玉器字畫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國的好。就連我的財產也要存到外國銀行裡，甚至不惜倒貼保管費。我當了偽滿洲國「皇帝」，還必須吸三五、三九牌煙，吃拜耳廠的西藥，喝三星白蘭地酒。在我看來，中國的東西什麼也不行，也永遠行不了。

不但是我，連我的侄子——十三歲搬到東北一連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剛從蘇聯回來坐在中國的火車上，還驚異地問：「這火車是中國人開的嗎？」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慘。我的妹妹的大女兒在英國出生，在偽滿長到十二歲，她一直到「滿洲國」垮臺以後才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我承繼了我的祖先——從接受第一個辱國條約的道光皇帝到「結與國之歡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國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業，變本加厲地又幫助敵人把東北變為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氣毒害了我自己的親人，也毒害了我自己，製造出一批軟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