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九五四年的認罪算做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潰，那麼，一九五五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潰的境界中。這是進入激變狀態的舊思想體系——以奉天承運的自我認識為核心的世界觀的崩潰。這是終究不可避免的，對我來說也是痛苦的歷程。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痛苦，也不會有新生的萌芽。

我是個什麼人？——這樣的問題，在我變成囚犯之前是不會產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個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懷疑我是個奉天承運的天生聖人，我是文殊師利菩薩降世，我是一切的統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國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對人們最有意義、最重要的。到了偽滿時代，雖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擺佈也叫我氣惱，但另一方面，畢竟日本人也承認我是皇帝。在偽滿臨崩潰的前夕，當我擔心日本人把我踢開以至害怕殺我滅口的時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對自己的迷信有過懷疑。我這「奉天承運」的文殊師利菩薩的肉身是不是逆天悖運，會不會昏天倒運呢？我這「聖天子」何以不見「百靈相助」呢？由於關東軍的司令官畢竟還稱我為陛下，加上我還有佛經、乩壇這類東西，還能維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緊要的關頭上，素不相識、毫不瞭解的蘇聯紅軍自天而降，把我從吉岡安直手裡救了出來，我還看做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靈護助。後來，我對共產黨人略有了一點了解，瞭解了它是無神論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靈為什麼安排了無神論者來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無限大的神靈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況我的派頭還能維持著，犯人們對我還畢恭畢敬，過年我還能吃第一碗餃子。尊嚴的維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維持。

回國之後，特別是恐懼心越強、求生慾望越大，對寬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產生的時候，我這才發現了一個纏攪不清的問題：我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薩聖人向誰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寬大政策。我感激誰不殺之德呢？是無神論者。一切神佛百靈全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又算個什麼呢？

當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來，給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們也不高興接受我的求援了，李燾也不情願給我修眼鏡了，我的「八大市」的評語也有了，我這時重新回憶在偽滿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認那是真正倒運的生活。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竟受關東軍的擺佈，仰其鼻息，觀其顏色，這真是最大的諷刺！

那麼，我究竟是個什麼呢？

生活的現實開始在回答我的問題。正如不擅長辭令的老正告訴了我的：「簡直是個廢物！」

勞動的體驗給我證實了書本上寫著的冷酷的真理：不勞而獲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我是犯人中間最無知無能的道理。我原以為生來比誰都高一等，生活卻證明我比誰都低一等，直到我學會了洗衣幹活，才取得了起碼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卻連土上長的花與草都分不清楚。這句話也像「奉天承運」一樣變成越來越大的諷刺。

生活的現實又進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著我，正如李燾寫在檢舉材料中像照進我靈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話：「這個人是既殘暴又怕死，特別好疑心，而且奸詐好用權術，十分偽善的這麼一個人。」

我原有的一切「知」與「能」，都現出可恥的色彩，發著觸心的惡味。曾經聽人恭維過的什麼「仁慈」「慷慨」「謙遜」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賞，作為自欺欺人工具的東西，都在生活中、在揭發和控訴中現出原形。當我還認為自己的存在就等於國家和天意存在的時候，當我認為人人為我乃是天經地義、我不為我則天地不容的時候，我不擇手段地來儲存自己，我把這看做是無可非議的；即使這叫殘忍、欺騙、自私、虛偽，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我從生活的鏡子裡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開始有了起碼的良知，有了起碼的是非區別的時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據。隨著自己頭上的「聖光」的消失，剩下來的也就是醜惡。

承認這個事實，是痛苦的。因為這是心靈上的崩潰……

我必須重新思索，思索我的過去和未來，思索我周圍的世界，思索許許多多的我還不理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