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寫寫，隨便寫寫。」

我收起本子來，裝作幹別的事，卻豎著耳朵繼續注意著他們的談話。

這天，趙訊問員問我：「你檢舉的這一條：在日本戰犯古海忠之的策劃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萬噸糧食，說得不具體，現在說說你的根據。」

我張口結舌了。我沒辦法具體，因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來就不具體。我對訊問員亂七八糟地解釋了一頓。趙訊問員聽了直搖頭：「你的根據是什麼？」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實說出了這條馬路情報的來源。

「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為什麼還要說呢？無論對人對己，要求別人要求自己，都應該是實事求是的。」

我望著這個比我年齡小三分之一的嚴肅的青年人，沒有話說。我回到監房，和每次一樣，趕緊寫坦白和檢舉材料。正寫著，偽滿經濟大臣老振回來了，一進來他就十分感慨地說：「我告訴你們，瞎講可是沒用的。我剛才對訊問員說了日本人從東北每年搶去多少鋼鐵。他一聲不響，給我拿了一支筆一張紙，叫我算一算，這個數字需要多少礦石……」

聽了他的話，我又在坦白和檢舉材料之外，另寫了一份對自己不該道聽途說的檢討書。

這天，趙訊問員問我第一次訪日時的情形。說到我和裕仁的母親在一起的情形，他插問道：「你扶她的時候，是流了眼淚嗎？」

「我不記得流過眼淚。」

「你對你的侄子秀山說過的吧？」

「好像是……可是我不記得了。」

「是不是叫他來問問？」

「不，不，還是讓我想想。」我心裡想，見面對質了再承認，那豈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雖然沒有想起來，我認為這類問題承認了比說想不起來好，就承認了。當時我還認為這是很聰明的做法哩。

大約是第三次訊問中，訊問員對於「內廷」勤務班的孤兒們的受虐待很注意。這次訊問之後，我一連寫了三次坦白認罪的補充材料，反覆交代這件我從前不願說的事，唯恐這位目光突然十分嚴峻起來的訊問員仍不滿意。雖然那時我還不能理解，他的目光為什麼變得那麼嚴峻。

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的神經都是敏感的，周圍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頹喪，有興奮，可以說是五味俱全。我們同屋老憲鬧出的幾場活劇就讓我們什麼滋味都嚐到了。他是偽滿軍醫少將，前清肅親王的兒子。在檢舉認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認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認，一會兒把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的罪行算到自己頭上，一會兒又推得一乾二淨。當時我還不知道他認了什麼又推了什麼，只看到他成天發神經，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訊問之後回小組裡，聲稱他要碰頭自殺，因為他又欺騙了政府，說罷就哭哭啼啼。所裡的一位科長找他談話，問他鬧什麼，他趴下就給科長磕頭。過了幾天，訊問員又來和他談話，說到他不該自暴自棄，要老老實實地認罪才能改造自己，做個好人。他是一個醫生，要知道一個好醫生就是社會的財富。這次談話之後，他也不鬧了，因為聽到財富兩字，知道他還不致被殺。不但是他，讓我們也放寬了心，於是又興奮起來。像這樣的頹喪和興奮，都同樣成為促使我多寫幾條坦白檢舉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