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兩個月的時間裡，我寫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為了復辟，在天津如何收買軍閥，如何結交外國人，如何給南次郎用黃絹寫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後會談，然後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執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長春對僕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個罪犯，在沒有徹底悔恨自己的罪惡以前，或者說任何一個人在丟不下患得患失的時候，他的坦白和認罪大概都不可能是無保留、無條件的。因為這種坦白和認罪的目的，不過是為了過關，為了保護舊的自己，而不是和這個舊的自己決裂。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害怕懲罰，逃避懲罰是我唯一的念頭。我知道從法律上說我該受懲罰，我卻感覺不出從道義上說我更該受懲罰。我承認有罪，我卻看不見自己靈魂的醜惡。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檢察機關的人員，看做是隨時可以殺掉我的敵對權威，絕不可對之推心置腹，我還覺不出他們正是從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靈魂的人。我對祖國，只看做是絕不能放過我的債主，只可對之藏躲、賴混，而想不到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親。我為什麼反覆交代虐殺孤兒孫博元的事？是不是「東北的孤兒」這幾個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動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地交代，只不過是由於訊問員的嚴峻的目光，只不過是為了換取他的信任，為了能在債主和權威手下逃生。我絕沒有想起瘦小的孫博元在我的監獄中垂死前的那副慘相，更沒有想到過他們的父母。那些死於日寇屠殺和飢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兒女還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殘，這些我全沒想到過。當時，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靈魂原封未動，心靈深處還堆著垃圾，雖然看到了「坦白」是個救生圈，但是這堆垃圾還有讓我沒頂的危險。
甚至連續的幾次震動，都沒有使我把這堆垃圾弄掉。
五月的一天，全體偽滿戰犯被召集在一起，開了一個坦白和檢舉的大會。偽滿戰犯公開坦白罪惡和麵對面做揭發，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這個會是緊接著旁聽了日本戰犯的大會之後第二天舉行的。在日本戰犯的大會上，我們聽了偽總務次長古海忠之的帶翻譯的認罪發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認為他這個發言很真誠，交代了偽大臣們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實的罪行，例如鴉片政策就是一項。主持會場的政府人員也認為古海認罪態度是好的。關於日本戰犯的這種變化，我以後還要說。這裡我要說的是這個大會給了我極強烈的印象。古海的態度，受到了政府的歡迎，也感動了同犯們。我們偽滿戰犯們都相信他定會受到寬大。由於古海的真誠的發言的影響，日本戰犯們情緒激動起來了。這個本來要結束的大會不得不延長了時間，因為有許多日本戰犯都紛紛起來檢舉、揭發認罪不好的同犯。後來在許多日本人要求下，一個被檢舉的人（是一個大佐，他在監獄裡遠不如古海出名）走上臺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剛剛說完，臺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說話，不等這個人說完，另外一個就站起來指著臺上大聲地呱啦呱啦說了一陣兒。別的日本人也都搶著說話，嗓門一個比一個響，一個比一個激烈。後來幾乎全體的日本人都起來對臺上那個日本人咆哮著。我雖聽不懂他們的話，看那激昂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夠，不然就是扯謊（此人的態度也非常壞，在臺上晃盪著胳臂，露出傲慢的樣子）。會場主持人在最後說了這麼幾句話：「現在就是有這麼一種人，態度不端正，面對事實，卻要矇混，把欺騙當做解脫自己的辦法……」我覺得這話簡直就像對我說的。第二天，我帶著這種強烈印象，坐在偽滿戰犯的小露天會場裡，一聽檢察人員宣佈了開會的目的，我心裡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許多人爭先要求發言，我突然也作了一個決定：要求發言。
我為什麼也要求發言呢？這不單是不甘「落後」，主要的是我怕被別人當做那個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讓偽滿的這些人知道，我已經交代了許許多多他們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認為我還是不老實的。固然，我下這個當眾暴露的決心很不簡單，但我還是很快地看出這樣更為有利。
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個發言。我已不記得前幾個發言者是誰，說了什麼，我只記得他們認罪之後，又都接著揭發那個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對這天的事我記得最深的，還是這件事：當我按著寫過的認罪材料說了「我不該欺騙政府，隱藏了珠寶，後來終於認識了錯誤，自動地坦白了出來」，正準備說另外一條的時候，忽然有人打斷了我的話：「不對！是你自動交的嗎？」這是我的侄子子顯，怒氣衝衝地問我：「真瑞給你的條子你怎不說……」
「我正要說，我底下正要說這件事……」我趕緊說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說了。我當時認為自己很聰明，知道什麼是緊急時刻，知道這就是主動交代和被迫承認的最後界限。我把那個冒充進步、冒充自覺，隱瞞真瑞的紙條的欺騙政府的行為講了，但其他的欺騙行為仍然一字不提。緊接著，我就對「大下巴」進行檢舉，把我聽來的他在偽滿時給日本人掃神廟等說了一遍，責備他現在不該採取欺騙矇混的辦法……
我講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發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們、妹夫們，我的同屋犯人們都嚷著搶著要說話，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覺得我的厄運來了，幸好主持會場的檢察人員宣佈了大會結束。
回到監房，我擦掉了頭上和脖子上的汗，心裡抱怨著真瑞的疏忽，不該把紙條的事告訴子顯，更惱怒子顯，不該這樣待我。我們到底是一家人哪！
比埋怨和惱怒更重要的是，要考慮一下這些小傢伙還會說我些什麼。我認真地想了一遍，認為他們知道的能講的我都說出去了，至於進了監獄之後的「攻守同盟」，那是牽連到他們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認為他們不會去說。這樣考慮之後，我嘆息著寫了一個書面檢討，把真瑞的紙條這件事又寫了一遍，請看守員送給所長。
這次的震動從我身上滑過去之後不到一個月，又來了另一種的震動。
這是日本戰犯第二次開檢舉認罪大會。一個叫喬木岬的前日本憲兵隊長在會上發言。他交代出的罪惡給了我強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殘害中國人民。他說他常常以反滿的罪名拘來一批中國人，把他們排成一列，然後隨便從中拉出一個來，當眾用軍刀把頭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說：「我用這個辦法前後就殺了三十多個中國人。我的雙手染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我從前很少這樣具體聽到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敘述，更沒有聽見屠殺者自己的敘述。我在聽這些故事的時候，就覺得頭皮發緊，聽完了也還半天不能平靜，可是當思想上一轉到這筆債的債務人也有自己的時候，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忘掉了被屠殺者的血，而憐惜自己的血了。
我沒有忘記再拿起筆來寫補充認罪材料，想叫訊問員儘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認識，但是寫來寫去，心靈深處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見減少。
就在這幾天，訊問員問到我在長春時的活動，問到我和吉岡安直的關係。我仍然是採取過去的說法，一切推給日本人。訊問中提到了蘇軍進軍東北時，我命令張景惠和武部動員全滿軍民支援「皇軍」的事，我說：「這是吉岡的授意。」
我對偽滿的每個法令、每個詔書以及我對日本人的每次諂媚舉動，都說成「這是關東軍決定的」，「這是吉岡叫我做的」，「那是吉岡叫我說的」。後來我自己也覺得不妥，就又寫了一個檢討，說：「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給關東軍和吉岡，似乎我毫無主動，其實這也都是我主動做的，無論是「裁可」法令，還是頒佈詔書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動，也是不可想象的……」
說來說去，我還沒說出究竟有哪一件是不經吉岡而由我自己辦的。像我對張景惠和武部下命令的這類問題，還是怕說了反而麻煩，不敢說出來。
檢舉認罪的高潮過去了，大約是檢察機關進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階段，不大找我們訊問了。這天所長找幾個偽滿戰犯，包括我在內，去座談這一段時期的感想。在談話中間，所長對我說：「我看了你的檢討。關於交代這批珠寶的經過，你以前談了幾次都不對，只有這次談對了。」
我聽出話裡有點稱讚的意思，我又檢討說：「我欺騙了政府，心裡很不安。我當時也有這麼一個顧慮，我怕說出了紙條，真瑞會受到處分。」
「你完全不必為你的侄子顧慮什麼，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長停了一下又微笑說，「說到真瑞，我們不會處分他。紙條的事情我們知道，按他原來的要求，是要我們去搜查你，搜查出來沒收。當然，這樣做對我們來說更省事，可是問題還不在於珠寶，也不單是一個監規的執行問題，主要的是要考慮到在當時情況下，怎樣對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樣使你懂得自覺，知道政府的政策對‘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們當時沒有采取真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動權交給你。不過，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進步。你應當向他學習。」
這一番話，確實在我內心引起了慚愧，但是，讓我現在想起來更感到羞恥的卻是，我對所方的苦心體會到的是那麼晚，而當時卑鄙的靈魂竟是那麼麻木，我對自己的欺騙行為的醜惡，竟會用顧慮侄子受懲罰的溫情輕輕沖淡，甚至於把其他的欺騙，還在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繼續隱瞞。事實上，我是以欺騙來檢討，結果還是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