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像丟了魂似的熬了一陣兒。經過再三考慮，我又去敲門板招呼看守員。我已經知道他姓劉，便叫：「劉先生！劉先生！我有句話和劉先生說。」

這時，我考慮到再合住是無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與家裡人同住降為要求每天見一見面。

這要求被答應了。

在我聽說又要分開的時候，曾悄悄寫了一張小紙條遞給溥傑，讓他交其他人傳閱，條上寫的大意是：「我們分開了，以後大家要和和氣氣，和衷共濟。」意思就是防止他們互相亂說，特別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說出去。以後每天我們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們仍是和以前一樣地對我恭順。特別是真瑞侄，仍是引以為榮地給我洗縫髒破衣襪，秀山和子顯侄態度也沒什麼變化，我漸漸地安了心。

到了哈爾濱，子顯十分機靈地抓空和我講了這句話，我覺得有了把握。他這句話與其說是提醒我，倒不如說是告訴我，他們幾個對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謂有了把握，就是說我還要進行欺騙。在監獄初期，為了逃避懲罰，我有兩種不老實的活動，一種是裝作善良的公開表現，另一種是依舊使用家長權威，暗地裡管束家裡人。為了對付遲早必將到來的審訊，在一次院中游戲時，我悄悄走近了我有點放心不下的李燾身邊（院中四周都有警衛哨兵），低聲問他：「你記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嗎？」

「不記得搬家的事，我記得那次臨動身去東北，收拾過行李……」

「那就行了。」我很滿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囑咐他說：「我和所方說那是要搬家。問起你來，就說收拾過行李，別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誠地點點頭，我走開了。

過了些日子，不知為什麼，院中游戲的安排改為分批進行。有一段時間我和李燾見不到面。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幾個侄子和幾個年輕的犯人擔任了送飯打水的勤務，他們可以跑來跑去），悄悄地說：「李燾叫傳句話：他和賈科長談話的時候，說起‘上邊’（這時侄子們對我還是這樣私下稱呼），從來不打人，在長春每月給他工錢三百元（其實是四百元），又說到在旅順的時候，鎖著大門，沒有接觸什麼日本人……」

我聽了，很滿意這個不知捱過我多少打的李燾。可是，為什麼談旅順呢，這很不必要。我就囑咐真瑞，叫他見著李燾告訴他，「所方問起旅順的事，就說全不知道」。

有了在蘇聯的一套，又有了這些安排，我把騙人的「自傳」寫好了。「自傳」的最後有這樣一段：

我看到人民這樣受苦受難，自己沒有一點辦法，心中十分悲憤。我希望中國軍隊能打過來，也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使東北得到解救。這個希望，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