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幹。我發展了遲眠晏起的習慣，晚上總要後半夜，甚至過三點才睡，早晨要十一點起來，每日兩餐，早餐在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兩點，下午四點到五六點睡個中覺，九至十一點吃晚飯，有時十二點吃晚飯。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跡象越來越明顯，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臺之前，殺我滅口。在這種心理下，我對外是越加積極看日本鬼子的顏色，諂媚逢迎，對內則是脾氣越加暴躁，動輒對家人傭人打罵。同時，我的迷信思想也更發展，終日吃素唸經，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的身體，越發虛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藥打針。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癲癲的生活。

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殘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時代就種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發展了一步。如苛待傭人，在天津就訂過這樣的「家規」：

一、不準彼此隨便說話，以防結黨營私。

二、不準互相包庇袒護。

三、不準舞弊賺錢。

四、當同事犯有過錯時須立即報告。

五、上級對下級犯過的人，須在發現之後立即加以責打。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

因為我的性格中，既有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冷酷無情、殘忍兇暴的一面，又有一種害怕因果報應，極其濃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這些杜漸防微的種種條款後，還在後面附加了一項預備好的誓詞，叫他們對天盟誓。誓詞是：「如果我違背了上述規則，甘心承受‘天罰’，定讓我遭‘天打五雷轟’的惡報！」

到了偽滿以後，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卻是隻狼。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越發有了發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涼水」「跪鐵鏈」「過電」「站木籠」之類的刑罰。打人的花樣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別人代替我打。受到這種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兩個，而是全體在場的人。在動手打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我便疑心他們朋比為奸，可能臨時轉移目標，讓所有人改打這個不肯使勁打人的人。有時，我心裡不高興，對屋裡的人都不滿意，我就下令叫他們都跪下，成一環形，命令他們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罵物件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裡的一切人。那時我有七八個侄子，在宮裡唸書，這原是我培養自己親信的意思，這些學生同時又是陪我說說話，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樣的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這就是說，要叫這個人到樓下捱打去。

至於每次打人的原因，說起來更使我無地自容，除了說明我的蠻橫、狂妄暴虐和喜怒無常的可恥性格之外，實在不能說明別的問題。有一次，一個童僕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別人根據我訂立的家規，把他告發了，我立即大怒，認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責打了他一頓。其實，我這個寶座，不是我也坐得心驚肉跳嗎？

在長春，我時犯痔瘡，買了不少坐藥。有個小侄子見到這種藥很稀奇，無意中說了一句「很像個槍彈」，立刻觸了我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我沒有直接下令責罰，卻叫別的侄子們給了他一頓板子。

在我這種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童僕，這是我的「侍從武官長」張海鵬從長春的一個所謂慈善團體要來的孤兒，大約有十幾個。他們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殺，把他們遺了下來，日本人怕這些後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體名義收養了他們，把他們完全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同時又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這個慈善會的孤兒，在種種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長的。這些孩子聽說被送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會里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麼改善，反而是更糟。他們在這裡，被看做最低賤的人，任何人——包括男僕和女僕——都可以隨便打他們，每天要幹十五六個小時的活，白天干，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壞的高粱米，因為幹活常誤了飯，飯總是涼的，有時不管吃完沒吃完，又被叫去幹活，所以也總吃不飽。衣服是破爛不堪，成年不給他們洗澡，蝨子會自動從破衣服裡掉在地上。冬天因為又冷又餓，有的孩子在暖氣管旁打掃，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氣上睡著了，把皮膚烤焦了也不知道。捱打是比吃飯還容易的事，幹活睡覺要捱打，掃地不乾淨要捱打，說話大聲要捱打，被心裡不高興的男僕人（被稱為隨侍的）們碰上，也會打他們出氣。為了處罰他們，負責管理他們的「隨侍」還預備了禁閉室和設有木籠、鐵鏈、電刑等刑具的刑室。這些被日本鬼子殺了父母的孤兒，在我的這個漢奸窩裡的折磨下，長到十七八歲還是矮小得像個十歲的孩子。

有一次，一個專幹打掃的童僕，因為經常吃不飽，餓得跑到我的廚房裡拿點東西吃，也是捱了一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