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和他的妻子回東北後，我拿定了一個主意：不在溥傑面前說出任何心裡話，溥傑的妻子給我送來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傑和我一起吃飯的食桌上擺著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後才略動一點，也只是略動一點，絕不多動一口。

當我聽說溥傑快要做父親的時候，我整天提心吊膽，我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過多少次卦。我甚至也為我的弟弟擔憂，因為我相信那個帝位繼承法，前面的幾條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繼之」這一句話。關東軍要的是一個日本血統的皇帝，因此，我們兄弟兩個都可能要做未來的混血兒的犧牲品。後來聽說他得的是個女兒，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也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竟像個封建家庭的媳婦那樣，盼望有個兒子來挽救自己的命運。可是，連我這完全渺茫的兒子，關東軍也都打了主意。有了這個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為關東軍叫我寫下一個字據，在這字據上寫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交由關東軍專門指派的人從事教育。據吉岡說，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這樣辦就不足以表示兩國親善。當然，我只好從命，寫下了這個未來兒子的賣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內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即被稱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見過，他曾送過我錢，送給過溥傑名種馬。有一天，他得到關東軍的允許來見我，當時吉岡還沒有「侍立」，所以，只有我們兩個在屋裡談話。談著談著，他發起牢騷來了，說日本人在他那裡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話觸痛了我的傷口，我對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幾句。不料第二天，吉岡便來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閒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了不滿了沒有？」

我心裡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我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被他問得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或者是吉岡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工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的機器，自然我沒有找出它來。因此，我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裡打打網球。我走到院子裡，忽然看到迎門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看見了這行粉筆字，我連網球也忘了打了，趕緊叫人快擦了去，然後急忙回到我的臥室裡，心裡怦怦跳個不停。

這行粉筆字，引起的恐懼更大了。我怕日本人發現之後，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一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麼樣子。這行字是誰寫的呢？顯然在我這「內廷」之中，是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從此我怕的東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裡人，怕大臣們（像德王那樣可能出賣我）。後來我連睡覺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隨侍守夜，更不敢叫童僕們為我站崗，找護軍來我也不放心。最後，我想出個依靠假人守衛的辦法。我叫人給我用草和泥做了幾個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給穿上軍裝，放在我的屋後。當然，我不把用途告訴別人。到晚上臨睡時，我把它們搬到我的臥室裡，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誰要是半夜裡想進來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嚇一跳。

在種種事件之後，我的神經變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我心頭的天平上，一邊放的是虛假的尊嚴，一頭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來越下沉，虛偽的尊嚴——皇帝的寶座、稱呼等，越來越不值錢。我最後終於給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自由誠可貴，

面子價更高，

若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