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艘艦艇的演習，又在暈船嘔吐之中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萬里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

總之，還未上岸，馬屁先拍過去。因為我不僅對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驚異，我還把這看做是對我真心尊敬，真心幫助。過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誤會了。

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為我設宴，然後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也跑到他的家廟「明治神宮」去參拜，給他父親「大正」上墳。我到日本陸軍醫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國捱了打的傷兵傷官，又到裕仁的母親那裡，獻獻殷勤。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了日本皇太后，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臺階是一樣的心情。其實，我還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扶攙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為了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歡送詞說：「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國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種巴結的心情回答道：「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臨登船出發時，我向擔任接待的林權助又講了一遍，臨了，我請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親致謝，提到裕仁母親，我居然兩眼含滿了無恥的眼淚，而且這樣一弄，把那個老頭子也給逗哭了。回想起來，一點兒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總而言之，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了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了味。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在這種飄飄然中，我回到長春，立即請來新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大將，向他發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興高采烈地參加了裕仁的生日慶祝會；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的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國人日本人全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我也沒預備講話稿，人到齊了，我便講開了。我講了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了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最後我說：「為了日滿的親善，我一定拼命去幹。因此，我認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也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不料這些話講過之後，「大臣」們單獨來見我的，越來越少，終於成為絕跡，除了日本規定的例行官樣文章的「上奏」和年節行禮之外，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應當養「君之德」，所謂「君之德」，就是不要過問什麼事，不要「察查為明」，一切都讓「下邊」辦去就行了，他同時演出形象來，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說：「就這樣子，我們當司令官的，也是如此。」這些話，我並沒有十分注意。後來南次郎來當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簡單，沒有說這些話，也沒做什麼形象動作，我從日本回來發表了那篇演說之後，索性禁止了「大臣」們和我見面了。

從此以後，我除了和關東軍指定的人見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會見任何人。我辦公的「勤民樓」也不去了，因為既無人可見，也無公可辦。關東軍要我辦的公事，不過是要我在現成的檔案上畫上一個「可」字，這件事在我臥室、廁所裡就都可以辦了。

關東軍指定我會見的人，除了每週一次向我報告「國務」的總理大臣、參議府議長之外，其餘的「大臣」們只有逢年過節舉行大典時見見面，當然說不上話。到了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限制得更嚴，我的親屬除了在長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內廷」唸書的侄子們之外，關內親屬只准關東軍指定的幾個人來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著來會見我，那根本辦不到，因為「帝宮」裡住著幾個日本憲兵，來往人是瞞不過他們的眼睛的。這幾個憲兵穿著非日非「滿」的特製的墨綠色制服，他們的屋門口有一個木牌，沒頭沒腦地寫著三個字「憲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個過去有事才來、無事不來的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有了一個「帝室御用掛」的新官銜，成了每天有事無事必到的關東軍代表，我的一切舉動都必須在他的指導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