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任民國官吏如曹汝霖、汪榮寶等，亦以名義關係甚重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及最後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無以盡祛其疑……

這是我就任「執政」一月後，請假回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來自京津的類似的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引起過我的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制，我是可以辭職不幹的。胡嗣瑗和陳曾壽早在滿期前兩個月，就勸我催促關東軍履行前約，他們認為關東軍必不肯捨得我下臺，因此是會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沒有照他們的辦法去將關東軍的軍，我早已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萬一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裡去呢？所以煩惱歸煩惱，對關東軍的順從還是要順從。

在將近我就職一週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帝制的問題現在日本還正研究著，意見尚未一致。據他看，到時機成熟時，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聽了他的話，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麼辭職不辭職的事了。

比我還著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陳曾壽之外，鄭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這件事。鄭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陽節寫過一首詩道：「雪後重陽夕照明，高臺縱日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報老翻教歲月輕，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他不僅要在滿洲行帝制，還想著回燕京，實現「後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職一週年時還有實際行動，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皋的，借長春一個小學校的地方召集了一個五百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東三省國會議員，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請求實現帝制的決議。這個會沒開完，叫日本憲兵給衝散了。但是關東軍司令長官倒也沒發脾氣，卻找了他去解釋說帝制非不可為，不過是時機未至而已。

究竟時機什麼時候來呢？我很想早一點知道。曾陪我到東北來的日本人工藤鐵三郎，我的「侍衛處長」，這時他表示願意為我到東京去刺探一下。我覺得這個日本人對我很好，我在旅順時，有一次發現茶水變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驗一下，工藤拿起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這個舉動使我相信他的忠心，於是賜改他的名字為工藤忠。現在他又提出這樣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興，就把這個刺探時機的任務委派了他，並囑咐他從側面去活動，千萬不要說是我派的。他到東京去了一趟兒，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來的訊息雖非十分理想，也還是樂觀的，據他說日本軍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實行帝制，實行的日期也不會太遠了。

究竟時機是指的什麼呢，我始終也沒弄明白。這年的三月二日，日軍已完成了東北四省的全部佔領，三月二十四日，國聯通過一項宣佈日本為侵略者的決議，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國聯，宣稱再不受什麼約束。五月三十一日，長城戰役以塘沽協定宣告了結束，劃定長城以南為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來，這些叫每個真正的中國人都不勝激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時機，但一個一個的都過去了。一直到「時機」真的來臨，繼任的關東軍司令菱刈隆在這年年底突然告訴鄭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認我為皇帝時，我也沒弄清楚「時機」是個什麼東西。我由於過分的高興，也沒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準備一套清朝皇帝的龍袍。我把帝制的實現，看做是走向大清復辟的起點。在日軍發動長城戰爭時，我就幻想過由日軍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復過來，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寶。後來聽說打到密雲就停了戰，心裡很是不滿意。現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準備好，將來我必能走進我的紫禁城。誰知這套龍袍剛從北京敦慶隆買來（舊的全沒帶出來），就出了岔子。關東軍派了人來告訴了鄭孝胥，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極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關東軍指定的禮服，即陸海軍大元帥服。

我這時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價，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實行帝制，不過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義更省事地統治這塊殖民地而已。我的腦子只顧發熱，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鄭孝胥給我向關東軍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陳曾壽這時曾提醒我說：「皇上要爭的不該是衣服，倒是應該把君主實權和關東軍說好，如果有了實權在手，就是學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未嘗不可。」可是在腦子發熱的時候，清朝袍褂——我從小看慣穿慣的服制，就像童話裡的法寶似的那麼代表權威，好像有了它，什麼實權、威風就會一齊來到我身上一樣，因此別人的話我全聽不進去。

結果，捱了關東軍一個硬釘子，關東軍堅決表示，登極典禮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這是沒有什麼商量的。最後，只允許在祭天的時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實在沒辦法爭了，才又有點清醒過來，明白了皇帝的稱呼本是人家賞的，再爭下去說不定連皇帝也當不成了，也只好答應下來。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這天，在長春郊外一個叫杏花村的地方，在臨時壘起的一個土壇——代替天壇，舉行了告天而後即位的祭天古禮。我總算穿了一次龍袍，過了一次癮。

舉行過登極典禮之後，日本天皇派來了他的弟弟秩父宮雍仁為代表，前來祝賀，並且給了我日本大勳位菊花頸飾和菊花大綬章，給了婉容一個寶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日本人的這些舉動，又讓我飄飄然忘其所以。如果這是我的情緒的起點，那麼，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時，則是到了高漲的頂點，也是我的美夢最濃的時刻。在這個美夢裡，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輩，認為開始「時來運轉」了。

其實這次訪日，全是關東軍安排出來的。他們說，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宮來對我「即位」的祝賀，也是為了對「日滿親善」的躬親示範，需要這樣辦一辦。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爵為首組織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員會，派了戰艦比睿號來迎接，白雲、叢雲、薄雲等艦護航。我從大連港起航時，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艦隊接受我的檢閱，到達橫濱港時，又有百架飛機編隊的歡迎……記得我在這次暈頭轉向、受寵若驚的航程中，寫下了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萬里遠航。

兩邦攜手，永固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