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發生了「日滿密約」的事件。
這個密約的內容，我在前邊已說過了。使我難忍的並不在於祖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喪失，而是它不啻證明我這元首根本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這個密約是八月七日由鄭孝胥為代表和本莊繁簽訂的，過了一個多星期鄭孝胥才拿來給我看，叫我承認。
「為什麼你早不拿來？」
「這都是不關緊要的事。板垣在旅順不是早提出過嗎？」
「什麼早提出過？就算提出過，就不該先問問我嗎？」
「板垣說過，要是早送上來，免不了叫胡嗣瑗這些人多嘴添麻煩……」
「我這個執政還算不算哪？」我拍了一下桌子，心裡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這禿頭。
如果是在紫禁城裡，我這一拍桌子等於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現在這禿頭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這也不是正式條約，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來了還要訂立正式的。本莊這次調職，走得也太急……」
「走開，走開！」
鄭孝胥一走開，胡嗣瑗就來了。
胡嗣瑗這時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執政府」秘書處長，算是在我身邊為我個人服務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門他也沒有任何權力，地位是和鄭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興趣就是要弄倒鄭孝胥和勸我向日本人爭權。在鄭孝胥拿來密約前不久，我們就聽說本莊要調職回國，接替他的是武藤信義，與這訊息同時傳來的是日本將要承認「滿洲國」，武藤兼日本大使。這給了我很大的希望，認為本莊之走和武藤之來，形勢很可能發生變化，既然日本承認這個國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談一談。根據胡嗣瑗的意見，我派了兩個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時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陸軍總參謀長直崎這些軍部人物聯絡一下。這兩個人一個是給張園做過法律顧問的律師林廷琛，一個是叫蔡法平的臺灣人，都是胡嗣瑗給找來的。他們帶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幾點要求，主要是以下幾條：
一、執政府依組織法行使政權；
二、改組國務院，由執政另提任命名單；
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
四、練新兵，擴編軍隊；
五、立法院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總起來一句話，就是要求用人權和改帝制。這都是胡嗣瑗給我出的主意。據他講，他在東京有個叫徐丙的臺灣籍朋友，和日本軍部要人都有交情，通過這條路線活動，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鄭孝胥發過脾氣，胡嗣瑗就來告訴我，林廷琛和蔡法平來了信，訊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問題都大有希望。我於是更認為一切壞事都是鄭孝胥乾的，除了板垣，別的日本人並不壞。我的腰硬起來了。我又接受了胡嗣瑗的意見，決定免去鄭孝胥國務總理職務。
鄭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採取了以退為進的辦法，向我告老辭職。我心裡明白，這是奕劻從前對付我父親的辦法，但我有了東京的「好訊息」，並不怕他。我說：「你也到了休養的時候，我也不好留你，那麼，你推薦誰來繼任呢？」
禿頭的臉上變了色，我心裡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點兒不挽留他，又變了話：「孝胥的意思，上頭沒有明白，是請上頭給幾天假……」
我想，你請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別人頂你。
我準了鄭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給他，要讓他當國務總理。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聰明得多，他知道我這執政的命令的價錢，沒有關東軍說話，他答應了我只有找麻煩，就拒絕了。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國務總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態度，鄭孝胥趕忙銷了假，回到他的總理辦公室去了。
我還沒想出進一步的對策，他的兒子鄭垂找我來了。他沒有提他父親的事，卻先從更叫我生氣的問題談起。
「聽說上頭等武藤來，就要提出由滿洲人主事，各部權力歸滿人，這件事要三思呵！」
「這有什麼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不是鄭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鄭垂見我不高興答理他，笑了一笑，接著說：「如果真的把權力全拿到滿人手裡，就怕各部長官駕馭不了吧？」
我聽了這話，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說，從他父親起到各部總長只不過聽命於日本人，而不是我這個「真龍天子」。
「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憤然站起來，走出我的「執政辦公室」，不想再看見他那張可惡的笑臉。
我回到了「緝熙樓」，晚飯擺上來了，我不想吃，只是氣憤地在地上來回走，尋思著攆走鄭氏父子的方案。我沒有想出任何辦法來，只有把希望寄託在和武藤的會面上。
九月間，武藤來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東京活動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們帶來的訊息還是那樣美妙，說除了取消總務長官問題尚待研究之外，其餘都不成問題。因此舉行了日滿議定書籤字儀式之後，我單獨和武藤會面的時候，我抱著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幾項要求提了出來，在改組國務院那一條，我要求首先把鄭孝胥免職。
武藤是日本大正時代晉升的陸軍大將，做過參謀本部次長、教育總監、軍事參議官，第一次世界大戰率日軍佔領過蘇聯的西伯利亞。他這次以大將資格來東北身兼三職——關東軍司令長官（從前都是中將銜）、關東廳長官（「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設在遼東半島的殖民總督）和「駐滿洲國大使」，到任不久就晉升為元帥，是這塊土地的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滿洲國」的太上皇。日本報紙稱他為「滿洲的守護神」。在我的眼裡，這個六十五歲的白髮老頭確實像一個神似的那麼具有威靈。當他十分有禮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時，一種得天獨厚、求必有應的感覺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話說完，他很禮貌地回答道：「對於閣下的意見，我必帶回去認真地加以研究。」
他帶走了胡嗣瑗寫的那幾條要求。可是一天一天過去，不見他的研究下文。
按規定，我每月有三次和關東軍司令兼大使的會見。第二次會見時，我催問他研究的結果，他仍是說：「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後結果，駒井德三拿了一百萬元的酬勞費下臺去了，但另一個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職務，官銜雖然由總務長官降低為總務廳長，名義上位於各部長之下，而實際權力和從前一樣。國務總理也仍然是鄭孝胥，只不過他的兒子鄭垂被免去國務院秘書官之職，給了個航空會會長的名銜。此外，可以說是一點兒沒有變化。
過了不久，胡嗣瑗被「升」為參議府參議，實際是把他從我身邊調走。後來，日本人索性請他退休，連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難，我只好每月供應著他。胡嗣瑗這一調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榮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詢問他的研究結果。從此，每次和武藤見面，只有陪他談佛學、講天氣；每次聽鄭孝胥的國務報告，就只有點頭、「裁可」。我又明白過來：這是保持尊嚴和安全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