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上頭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上頭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見，一輩子等下去。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在鄭孝胥的飛濺的唾星下，陳寶琛臉色蒼白，顫巍巍地扶著桌子，盡力讓上身接近對面的禿頭頂，冷笑道：「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一言不發的袁大化，低頭無話的鐵良，以及由於身份夠不上說話，只能在旁喘粗氣的胡嗣瑗，覺著不能再沉默，於是出來打圓場。袁大化說些「從長計議」的話，意思透出是支援陳寶琛的，鐵良嘟囔了幾句，連意見都聽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援陳寶琛，可是說不明白。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圖。對身邊人如此，對社會上更要如此。在這裡我要插敘一下，大約是土肥原會見後兩三天，我接見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幾天要求見我的人非常多，我認為全部加以拒絕的辦法，只能證實報紙上的推測，那是對我更不利的，尤其是這個高友唐更不能不見。他以前也是張園的客人，張園把他看做遺老，因為他是清朝仕學館出身，做過清朝的官，後來辦過幾種報紙，這時是國民黨的監察院委員。他曾自動為我向南京要求過「歲費」（沒有結果），我想他可能透點什麼訊息給我，所以接見了他。沒想到他是給蔣介石來做說客。他說國民黨政府給他來了電報，叫他轉達，希望我不要到東北和日本人攪在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國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聽了他的話，心裡氣上來了。我冷笑說：「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瀆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來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兒去，你還是個大清的舊臣，也不必替他們說話！」

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還很願意用遺老身份，以完全為我設想的口氣，說國民政府蔣總司令的條件對我是有利的，並且說：如果我不相信這些條件，可以由外國銀行作擔保。對民國過去一向不講信用，他也表示不滿意，他說：「不過如果外國人作保，蔣介石這回是絕不敢騙人的。」他甚至頗似懂我心理地說，恢復優待條件，當然帝號也要恢復，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對他的話並不相信。我早聽說蔣介石的手腕厲害，又聽說他為了和英美拉攏而娶宋美齡，連他的髮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講信義。我認為這人專欺軟怕硬，因為他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麼條件都能答應，等我離開了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了。就算他說的都算數，他給了我一個空帝號，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應的真皇帝呢？他能給我的款子，又怎麼比得上整個的東北呢？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想到這裡，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說下去了。

「好吧，你的話我都知道了，這次談話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後說了這麼一句，卻誤認為事情有希望，連忙說：「好，好，您再想想，等過幾天我再來。」

「嗯，再來吧。」

他滿懷希望地走了。後來我聽說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動之後再回來，正好遇上「天津事變」，日租界戒嚴，他被截在租界外邊，等他設法進了日租界，我已經不在靜園了。

那兩天裡陸陸續續還來了些探聽訊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來信。人們對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愛新覺羅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勸我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我已經被複闢的美夢完全迷了心竅，任何勸告都沒有生效。我決定對外絕不說真心話。有個天津小報的記者，叫劉髯公的，也是張園和靜園常來的客人，常在他的報上寫文章恭維我，他這時也跑來打聽我有沒有要出關的意思。我極力地否認了，他於是在報上又替我盡闢謠的義務，正是在同一天，報上登出了這段新聞，我登上了去營口的日本輪船。

不用說，對於高友唐的活動，「靜園」陳寶琛這一派人的反對，社會上給我的各種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況，作出了估計。否則的話，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又使用上最後的「道具」——就是在陳寶琛對鄭孝胥大發雷霆的次日出現的特殊禮物。

那天我正在唾星噴射之下聽著「進講」：「勿失友邦之熱心，勿拒國人之歡心……此乃英雄事業，絕非書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隨侍」祁繼忠慌慌張張進來說，「炸彈！兩個炸彈！」

我嚇得從沙發上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在混亂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剛才有個陌生人送來一份禮品，附著一張原東北保安總司令部顧問趙欣伯的名片。來人放下了禮品就揚長而去。祁繼忠按例檢視了禮品，竟在水果筐子裡發現了兩顆炸彈。

在靜園上下驚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軍司令部的軍官拿走了炸彈。第二天，永遠缺不了的吉田翻譯官來向我報告說，那兩個炸彈經過檢驗，證明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的。

「宣統帝不要再接見外人了。」吉田忠告我，「還是早些動身的好。」

「好！」我說，「請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請陛下也不要對不相干的人說。」

「不說。我這回只帶鄭孝胥父子和一兩個隨侍。」

後來聽說，第二天北平晨報上就登出了炸彈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記得看到這張報。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這張報，那也是由於緊接而來的其他驚險事件把我嚇昏了。那兩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嚇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辭卻很嚇人。有一封只有這一句話：「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當心你的腦袋！」更有驚人的，是祁繼忠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據祁繼忠說，對方是我認識的維多利亞餐廳的一個茶房，他警告我這幾天不要去那裡吃飯，因為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到那裡打聽我。這個關心我的朋友還說，他看見「那些形跡可疑的人衣服裡面藏有電刀」，更奇怪的是，他還認出那些人都是張學良派來的。

那個茶房是怎樣的人，我已說不出了，但關於祁繼忠這人值得介紹一下。他是我從北京帶到天津的男僕，宮裡遣散太監後，他來到宮裡，那時候還是個少年，很受我的喜歡。在天津時代，他是我最寵信的隨侍之一。在偽滿時，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培養，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是「內廷穢聞」中的一個，我又氣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說明，正巧聽說他在日本和同學吵架，就借了破壞日滿邦交的題目請日本把他開除出校。後來他經日本人介紹到華北偽軍當上軍官，以後又搖身一變為國民黨的上校，解放後因反革命案被鎮壓。我離開天津去東北，他是隨我同去的三個隨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親信的，我的舉動他無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日本人和鄭孝胥對我當時的動靜是那麼清楚，對我的心情掌握得那麼準確、及時，而演給我看的那出戲——雖然演員們相當笨拙——但效果又那麼好，祁繼忠實在是個很有關係的人。

緊接著炸彈、黑信、電話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其首領之一，是從前那位北京警察總監張璧。他們十一月八日這天對華界大肆騷擾，這也是土肥原導演的「傑作」。日租界宣佈戒嚴，斷絕了與華界的交通。靜園門外開來擔任「保護」之責的鐵甲車。於是靜園和外界隔絕起來了。當時能拿到通行證的，只有鄭氏父子二人。

後來我回想起來，土肥原這樣急於讓我到東北，如果不是關東軍少壯派為了急於對付他們內部的反對派，而僅僅是怕我再變了主意的話，那就把我的外界影響估計得太高了。事實上，不但我已下定決心，就連陳寶琛影響下的胡嗣瑗、陳曾壽等人，從我和土肥原會見那天起，態度上也起了變化。他們已不堅持坐著觀望，也開始想主動和日本進行些接觸，不過是擔心和軍人接觸靠不住，仍認為還是找日本政府為好。這些人的變化，心理和我一樣，是怕錯過了機會，同時，又害怕羊肉沒吃成反而惹上一身羶。這些人對於和日本人交涉的條件，也各有自己最熱衷的地方，我最關心的是能不能當皇帝，他們關心的是能不能當上大官，因此主張「用人權」必須在我，至於什麼民族榮譽、經濟權利等等，是完全可以當做換取自己地位的代價送出去的。陳曾壽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立刻遞上奏摺，代表了這種心情：

奏為速赴機宜，以策萬全，恭折仰祈聖鑑事。今日本因列強反對而成僵局，不得不變動東三省局面以自解於列強，乃有此勸進之舉，誠千載一時之機會。遇此機會而無以赴之，則以後更有何機之可待？唯赴機若不得其宜，則其害有甚於失機者。今我所以自處之道，可兩言而決：能與日本訂約，酌讓路、礦、商務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權，完全自主，則可以即動，否則萬不可動，如是而已。現報紙喧騰，敵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處之勢。欲動則恐受賺於日本，欲靜又失此良機，進退兩難，唯有請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與其政府及元老西園寺等商洽，直接訂約後再赴瀋陽，則萬全而無失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聖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