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所處理的時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係，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他地區所採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藉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任務。

土肥原當軍部派其他指導者設計、準備和實行將東亞及東南亞置於日本支配之下時，曾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絡而行動。

當他的對華的特殊知識和他的在華行使陰謀的能力已無需要時，他就以現地將官的地位來擔當實現他本人曾經參與的陰謀目的。他不但曾參加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實行；並且也參加了對蘇聯以及對各國，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對其實行侵略戰爭的各國，除法國以外的侵略戰爭的實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土肥原和板垣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二十五名戰犯中被判定犯罪條款最多而最重的兩人。他們兩人罪狀相同，都犯了七條「破壞和平罪」，(1)和「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條，即「命令准許違約行為」的罪。遠東國際法庭對這批戰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決，土肥原與板垣和其他五名戰犯被判處了絞刑。

土肥原，可以說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步科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第十三步兵聯隊長，一九一三年起他來到中國，在關東軍中服務，給擔任著許多東北軍閥的顧問的坂西利八郎中將當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張作霖的關係特別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戰爭中，他策動關東軍幫助過張作霖，一九二八年關東軍決定消滅張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陰謀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了瀋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從此開始了判決書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開始了他的飛黃騰達的時期。判決書裡對土肥原的許多「傑作」都沒有提到，除了偽滿的誕生之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騷動事件、一九三二年熱河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豐臺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裡，土肥原走到哪裡，災難降臨哪裡。大約他的失敗只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又反正抗日。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升遷，他被調走當了不多時間的旅團長，又調為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一直到「七七」事變，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了，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脫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面軍總司令等身份，統領著武裝到牙齒計程車兵，在中國大陸和南洋進行屠殺和掠奪。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了大將。

那時關於他有種種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傳說，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勞倫斯」，中國報紙上說他慣穿中國服裝，擅長中國方言。根據我的瞭解，他在中國的活動如果都像鼓動我出關那樣做法，他並不需要傳說中的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謊話當真話說就行了。那次他和我會見也沒有穿中國服裝，只不過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國話似乎並不十分高明，為了不致把話說錯和聽錯，他還是用了吉田忠太郎充當我們的翻譯。

他那年是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現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只對付張學良一人，「因為他把滿洲三千萬人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怕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我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談。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土肥原走後，我接見了和土肥原一齊來的金梁，他帶來了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訊息，說他們可以號召東北軍舊部歸服。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了。

土肥原去後，吉田告訴我，不必把這件事告訴總領事館；關於動身去大連的事，自有他給我妥善安排。我也決定，除了鄭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別人商量。

但是，這樣的事是任何人都瞞不住的。這回訊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營傳得還快，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見面的新聞，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陳寶琛那幾天本來不在天津，得到了訊息，匆忙從北京跑回來了。一下火車直奔鄭孝胥家，打探訊息。然後又奔向「靜園」。這時正好劉驤業從日本東京發來一封電報，說日本軍部方面認為我出山的時機仍然未至。看了這個電報，我不得不把會見土肥原的情形告訴了他，並且答應即刻和大夥再商量一下。

這天是十一月五日，「靜園」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御前會議」。記得被我召來的除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之外，還有在天津當寓公的袁大化和鐵良（升允是剛剛去世，否則也會有他一個）。在這次會議上，別人幾乎沒有說話，只有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辯論的激烈，最後竟發展到「傷尊害禮」的地步。

「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陳寶琛瞅著鄭孝胥說。

「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的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鄭孝胥瞅著陳寶琛說。

「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上頭三思而定。」

「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上頭於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