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裡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臺，被我寄託過希望的東三省，宣佈「易幟」，這個變化，一度引起張園上下一片悲觀失望。那時，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麼復辟的前景。像陳寶琛這樣的人，以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薪嚐膽」也一時聽不到了。他們唯一在考慮著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了多久。我們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麼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麼回事，蔣介石腳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麼穩。「張園」猶如絕路逢生，於是重溫舊夢，認為「定於一」的大業，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中又恢復了這個論調，就連每週給我進講一次時局的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取名新居的「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裡「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裡日日望著，月月盼著。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來了訊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之際，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演時局，與溥傑也算是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客幾天，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婦的殷勤招待。到了臨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得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題著一聯（據溥傑解釋，是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位忠臣寫在櫻樹皮上，暗傳給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
這時正當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東北局勢日益緊張，而我的「重登大寶」的美夢又連做了幾天晚上。這時來了這樣的暗示——無論它是出於單純的私人關懷，還是出於某方的授意，對我說來，事實上是起了行動訊號的作用。
「九一八」前後那幾天的靜園動態，鄭孝胥日記裡留下了一些記載：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詣行在。召見，商派劉驤業、鄭垂往大連……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詣行在。召見，諮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聞》送來號外傳單雲：夜三時二十三分奉天電雲：中日交戰。召見劉驤業、鄭垂，命劉驤業先赴大連。作字。遇弢庵（陳寶琛），談預料戰事恐覆成日俄之戰。午原（劉驤業）來，求作書二紙，遺滿鐵總裁內田及日軍司令本莊。大七（鄭垂）往行日領館。雲：昨日軍已佔奉天，華軍自退，長春亦有戰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詣行在，進講。報言日軍據瀋陽，同時據長春、營口、安東、遼陽。東三省民報送致十八號，報中毫無知覺……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詣行在，進講。蔣介石返南京，對日本抗議，張學良令奉軍勿抵抗……佟揖先（濟煦）來，自言欲赴奉天，謀復辟事。餘曰：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
我本來一聽見事變的訊息，恨不得立時就奔到東北，但這樣的行動不經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鄭孝胥對我說，瀋陽情況還不明朗，不必太著忙，日本人遲早會來請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聯絡一下。因此，就決定了派劉驤業去找日本人在東北的最高統治者內田和本莊，叫我的管家頭目佟濟煦先去東北看看「遺老」們那邊的情形，商衍瀛繼續找找那些有過來往的東北將領。去辦「及時應為之事」的人派去了不久，果然又應了鄭孝胥的話，關東軍派人找我來了。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說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我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並且告訴我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我懷著對「喜事」的預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營。香椎見到了我就說，從滿洲來了兩個人要朝見我。說著，領我進了他的客廳。在這裡我看見了兩個人恭恭敬敬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玉，另一個穿西服，臉面陌生，從他的鞠躬姿勢上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了一下，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佐派來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紹了之後，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裡只剩下了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了安，然後拿出一個大信封給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這時不在吉林，熙洽利用職權，下令開城迎進了日軍，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部隊，不費一彈，佔領了吉林。他在信裡說，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請我不失時機，立即回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只要我一回到瀋陽，吉林即首先宣佈復辟。
羅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複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講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關東軍的「仗義協助」，說東北全境「光復」指日可待，三千萬「子民」全都盼我回去。關東軍也願意我去復位，所以派了上角來接我，總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來，由日本軍艦把我送到大連了。他說得興高采烈，滿臉紅光，全身顫動，眼珠子幾乎都要從眼眶子裡跳了出來。羅振玉的興奮是有來由的。他不僅有熙洽的慾望，而且也有呂不韋的熱衷。他現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過其蟒袍補褂三跪九叩的癮，而且看到利潤千萬倍於「緣墨堂」的「奇貨」，他幾年來花費的「苦功」，在他的自傳《集蓼編》裡曾透露了一部分：
……予自辛亥避地海東，意中日唇齒，彼邦人士必有明輔車之相依，燎原之將及者，乃歷八年之久，竟無所遇，於是浩然有歸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國，寓天津者又十年，目擊軍人私鬥，連年不已，邪說橫行，人紀掃地，不忍見聞。事後避地遼東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唯有東三省尚未糜爛，莫如籲懇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萬民眾，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戡定關內。唯此事非得東三省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一九三一年）春赴吉林，與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上臨御，不能洽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
一九二八年末，羅振玉搬到旅順大連以後的活動，他曾來信大略向我說過，在鄭孝胥和陳寶琛等人的宣傳下，這個「言過其實，舉止乖戾」的人，不能引起我太大的希望。但這回他來的卻正是時候，說出的一切話也不容我不信，因為不只有熙洽的來信，更有關東軍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上角向我轉達了板垣的意思說，關東軍「完全沒有領土野心」，這次行動不過是為了「保護日本的利益」，關東軍「誠心誠意」地願意幫助我在滿洲建立新的「友好」的政權，希望我立刻動身先到大連，然後轉往「盛京」就位。日本關東軍現在連瀋陽也給恢復了舊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