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我在大和旅館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裡的那一套人馬也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佈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佔地約有十二三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七樓七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相當於師）統制張彪建做遊藝場用的房子。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裡當了寓公。這位在清朝丟了臉的「名將」，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價租用他的別墅之後，每天清晨都帶來一把掃帚，自動在張園裡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裡住了五年，後來又搬到陸宗輿的「靜園」住了兩年，一直到我離開了天津。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也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裡），對我並不發生什麼作用。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也離開了我，到威海衛去當他的專員，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之後，他就到英國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的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著鉤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待條件以復原還宮方面，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日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覆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向每個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但是，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一切反對派就都不成他的對手了。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說一說把我弄到天津來的羅振玉。

羅振玉到宮裡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鬍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裡時，他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就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一個三品官，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做「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對宮中古彝器的鑑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名學者，還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忞。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是頗為清室增色的。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的支援時，他跟他們攪在一起，結了緣。後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後，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接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在日本住到一九一九年，回國住在天津，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用假古董騙一種日本人，一邊又和另一種日本人拉拉扯扯，繼續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羅振玉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也居然受之無愧。羅振玉早年是有遠見的，放長債滾大利的辦法是生效了。羅、王兩家後來成了兒女親家，按說兩人又是老友又是近親，王國維的債務總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王國維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還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王國維在一個什麼事情上沒有滿足羅振玉的要求，羅振玉又向他追起債來，繼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兒（羅的兒媳婦）為要挾，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走投無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了昆明湖裡自殺了。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諡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兩千元……」羅振玉於是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裡更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但是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個假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鉤心鬥角的幾個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辦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僕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僕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肯下功夫又肯花錢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就這樣被鄭孝胥探知，於是在某些遺老中就傳開了。這事的真相當時沒有傳到我耳朵裡來，因為一則諡法業已賜了，誰也不願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傳出去也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把這件事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那麼工整，顯然不是他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能找到代繕絕命書的人，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發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裡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後，以臆逆其心事的題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頭兩次在我出宮和進日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1)這個當時「黯然無力於世」的青年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於「得肆力於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都是成不了氣候的。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對羅振玉本人的文章，一直沒有弄清底細，對他的道德，卻逐漸發生了懷疑。早在北京日本使館的時候，他曾主張把故宮的古物弄到東交民巷一個外國倉庫裡，籌設什麼和外國人合辦的博物館，就有人背後和我說他存心不良，一貫騙人，我沒有相信。到天津之後，我發現張園並沒有像他說的已經收拾好，我心裡開始有些不快了。以後陳寶琛、胡嗣瑗、鄭孝胥屢次含含蓄蓄地說他善於招搖，言過其實，他和日本方面的關係，未必盡如其言。每逢羅振玉提出出洋計劃，陳、胡等人必有一番駁辯，不是說羅振玉的辦法冒險，就是說羅振玉虛構、誇大日本人的支援。我處在這種的爭吵中，對羅振玉又想利用他為我活動復辟，又懷疑他靠不住。對陳寶琛這一派則是又相信他們對我的忠誠，又覺得他們不免太膽小，暮氣沉沉。

這兩夥人起初的爭論焦點，是出不出洋的問題。當我從北京日本使館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社會上的抨擊達到一個新高潮，天津出現了一個「反清大同盟」專門和我作對的時候，羅振玉這一夥人便向我說，無論為了安全還是為了復辟，除了出洋別無他路可走。這一夥人的聲勢陣容，一時頗為浩大、齊正，連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也送上奏摺說：「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復」，並主張遊歷歐美之後可定居日本，以待時機變化。陳寶琛這一夥認為這完全是輕舉妄動，因為一則馮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腳，危險並不那樣大，另則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歡迎，反而更刺激了社會輿論，弄不好連個立身之地都沒有了。這時陳寶琛完全成了還宮派，認為段祺瑞和張作霖之流能讓我回到紫禁城，恢復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我對陳寶琛等人所抱的希望，不感興趣，但他們提出的倘若出洋不成反而會引起危險，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對羅振玉的主張又犯了猶疑。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經一度像陳寶琛這一夥的希望那樣發生了變動，張作霖又轉而和吳佩孚聯合了，張、馮終於發生了衝突，馮軍遭到了奉軍的攻擊，馮玉祥撤走了天津的軍隊，北京的馮軍處於包圍之中。段祺瑞與張作霖勾結，被馮軍發現，段祺瑞逃走了，但隨後馮軍也在北京站不住腳，退往南口，奉軍張宗昌進了北京。七月間，張、吳兩「大帥」在北京的會面，引起「還宮派」無限樂觀，「還宮派」活躍起來了。不僅有我身邊的陳寶琛親自到北京，找他的舊交新的內閣總理杜錫珪去活動，在外面的康有為也致電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人，呼籲恢復優待條件。康有為給吳佩孚寫了一封長信，歷數清朝的功德，什麼「康熙三十六年定國稅後永不加重」，「歷朝百戰力征……三百萬方里之地歸於中國」，以及遺老們一向恃之為理的「中華之為民國，以清朝讓之，非民國自得之也」等等之後，請吳佩孚乘機復辟，並說張作霖等人都沒問題，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國民黨人私下亦無不以復辟為然」，「全國士大夫談無不疑民國而主復辟」，因此「今但待決於明公矣」！

但是，這時已是北洋軍閥的迴光返照時期。雖然北方各系軍人忽然又合作了，張作霖又被公推為安國軍總司令了，但從一九二五年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到第二年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線軍隊不住潰敗下來，他們正自顧不暇，哪有心情管什麼優待條件？陳寶琛沒有活動出什麼結果，吳佩孚給康有為的回信則說他的來信所云「金石不渝，曲高無和必矣」。過了一年，康有為抱著未遂之志死在青島了。

還宮希望破滅了，陳寶琛這一夥洩了氣，羅振玉這邊又活躍起來。一九二六年三月，當我正因北伐軍的迫近而陷入憂慮之際，溥偉派人從旅順給我送來奏摺，並致羅振玉一信，說他已和日方官紳洽好，希望我遷到旅順去住，「先離危險，再圖遠大」，「東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對羅振玉，因為關於他的閒話聽得多了，已經對這個人有些不放心，不過我對溥偉的印象頗好。到天津不久，溥偉從旅順跑來給我請安，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恭親王」。他向我說過一句很令我感動的話：「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我後來看了他的勸我到旅順的信，有些動心，因為他通過了羅振玉來勸我，所以我對羅的懷疑也消除不少。後來，北伐軍佔領了武昌，北方軍隊全線動搖，羅振玉更向我宣傳革命軍全是「洪水猛獸」，「殺人放火」，倘若落在他們手裡，絕無活路，說得我非常相信。但是，羅振玉這次還是勝不過陳寶琛，陳寶琛勸我靜觀變化，因為他們從北京的日本使館方面得到的訊息並不那麼悲觀。果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的清黨訊息來了，蔣介石成批地屠殺被看做「洪水猛獸」的共產黨人了，在這前後時間裡，接二連三地傳來了英國軍艦炮轟南京，日本出兵山東，阻擋南方軍隊北上的訊息。這些訊息讓我相信了陳寶琛這夥人的穩健，覺得事情的確不像羅振玉這夥人說得那麼嚴重。蔣介石既然和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一樣地怕洋人，我住在外國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保險嗎？

「還宮」和「出洋」這兩派人的最後目的，其實並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復辟的。陳寶琛這一夥人在「還宮」希望破滅之後，重彈起「遵時養晦」的老調，主張採取「一動不如一靜，靜待觀變」的政策，但是他們在「聯日」方面，也並非反對羅振玉這夥人的主張。例如，一位「南書房行走」叫溫肅的遺老（張勳復辟做過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他上奏說，「陳寶琛有曠世之才，與芳澤甚密」，「行在」設在天津，可由陳與芳澤就近聯絡，「密商協助餉械，規定利權」，以「厚結外援，暗樹勢力」，「津京地近，往返可無痕跡」。有一個比溫肅更討厭羅振玉的張琨（前清的順天文安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他對於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援，原因不過如此：「出洋如為避禍，以俟復辟轉圜則可，若再以彼道義之門、治平之範，棄其學而學焉，則大不可也。」可見他也並不完全反對羅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陳寶琛也曾一度讓步說，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選可靠的扈從人員。原來問題的真正焦點，還是在反對羅振玉這個人上。現在我能記得起的最堅決反對出洋的遺老，只有在張勳復辟時當過郵傳部侍郎的陳毅，他說過「日本唯利是圖，不會仗義協助復辟」的話，他認為復辟只能放在「遺臣遺民」身上，在他的「遺臣遺民」裡，是要把羅振玉剔除出去的。

兩夥人既然不是什麼主張、辦法上的爭執，而是人與人的爭執，因此在正面的公開的條陳議論之外，暗地鉤心鬥角更為激烈。在這方面，羅振玉儘管花樣更多，結果也仍是個失敗者。

有一天，羅振玉得到我的召見，到我的小召見室裡來了。他拿著一個長長的包包，對我說：「臣罪該萬死，不當以此擾亂天心，然而臣若為了私交，只知隱惡揚善，則又不忠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