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為必使傾家敗產而後快？

點查清宮之結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數業已抵賣，即歷代之金寶金冊皆在抵押中，雖以細人非至極窮，尚或不至賣其祠廟墳墓之碑額，奈何以煌煌歷代皇后金冊，亦落於大腹長袖者之手……吾敬為一班忠臣設計，應多激發忠義，為故主之遺嗣圖安年，勿徒硜硜自詡，以供市井覓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貨，使來路不明之陳設品遍置堂室也。

看了這樣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宮裡時那樣，能引起我對內務府人的疑心，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評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引起我的反應唯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裡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腳踏車去外遊（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慾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了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我的進關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這裡來。「再見！」我低低地說了這兩個雙關含義的字，然後跳上車子疾駛而去……

在使館的三個月裡，我日日接觸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力量下，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長久地這樣待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須出洋到日本去。

使館對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援。公使正面不作什麼表示，而池部書記官公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羅振玉在他的自傳《集蓼編》中提過這個池部，他說：「予自隨侍入使館後，見池部君為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

關於鄭孝胥、羅振玉這兩位「寵臣」的事，這裡要補述一下。以我為中心的爭奪戰在日使館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次是以鄭孝胥的失敗和羅振玉的勝利而收場。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志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和章士釗和他半師半友（隨他學過詩），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但是，我確實對鄭孝胥有了冷淡，另一方面，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羅振玉在我面前並沒有十分激烈地攻擊鄭孝胥，他多數時間是講他自己，但這樣做竟是比攻擊別人的效果還大。我從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按羅振玉自己的話說，段祺瑞從天津發出反對馮玉祥趕我出宮的電報，乃是他的活動結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準備迎我入日本兵營的事情。後來「北府」門前的國民軍撤走，據他說也是他找執政府交涉的結果。甚至我到東交民巷前決定的「先隨便出入，示人以無他」的計策，也是他事先授給陳寶琛的……

羅振玉後來在《集蓼編》中記載了他說的這段經歷，關於我出「北府」進日本使館的這一段，對鄭孝胥是一字不提，只是在敘述我進日使館後的情形，說了一句：「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以不能實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事實上，另外的一件事對鄭、羅這場爭鬥的勝負，更有決定意義。那時我一心想出洋，鄭孝胥並沒有支援我，在莊士敦已經不宣傳去倫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張「東幸」的羅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視，而我對鄭孝胥就不能再感到興趣。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郁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沒挽留，他就一氣跑了。我叫人寫信召他，他也拒絕了。後來我到了天津，他才又應召回來。

過了生日的不多天，羅振玉來告訴我說，他和池部已商量妥當，出洋的事應該到天津去作準備，在這裡住著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還是在日本租界裡找一所房子，早買好了的那房子地點在英租界，是不合適的。我聽他說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這個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懷，我立即同意了。我派「南書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結果看中了張園。不多天，羅振玉又說，張園那裡已經準備好，現在國民軍在換防，鐵路線上只有少數的一些奉軍，正是個好機會，可以立即動身。我和芳澤公使把這主意說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為了我這次轉移，他派人找了段祺瑞，段不但同意，還要派軍隊護送。不過羅振玉說，段沒有兵，要派還是馮玉祥的人，我一聽，又找芳澤商量，芳澤說除了池部之外，他還可以派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警察便裝來京，由他們先護送我去，然後婉容她們再去。事情就這樣談妥了。

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到芳澤公使住的地方向他們夫婦辭行。我們照了相，我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他們祝我一路平安，然後由池部和便衣日警們陪著，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後門，步行到了北京前門車站。我在火車上找到了羅振玉父子。火車在行進的一路上，每逢站停車，就上來幾個穿黑便衣的人（都是日本警察和特務），車到了天津，車廂裡大半都被這樣的人佔據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的軍官士兵們，大約有幾十名，把我接下了車……

第三天，日本公使館在《順天時報》上發表了一個宣告：

本公使館滯在中之前清宣統皇帝，於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發，本館即於翌二十四日午後，將此旨通知段執政及外交總長，備作參考。原宣統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干涉之意，又為本館所瞭解，但豫想迄實行之日，當尚有多少時日，不意竟遽離開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聞，頻載不穩之記事，致促其行雲雲。

(1)在滿清八旗中，正黃、鑲黃、正紅三個滿軍旗系皇室親自率領的所謂親軍，內務府人均出自這最親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員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內務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員提上來的，也有的是從外調來的。總之，除個別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來了。

(2)上面說的這個合同，揭露在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報》上，關於事先的傳聞和內務府與榮源的宣告，登在民國十三年年底前後日的《京報》上。

(3)民國十三年我出宮後，接收清宮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養心殿搜出了康有為和徐良給莊士敦的信共兩封，連同金梁的條陳和江亢虎請覲見的信都發表了出來，但當時卻沒發表這一封，也沒發康有為向吳佩乎進行活動的往來信。

(4)《平報》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作者：秋隱。

(5)內戰中，火車常被雙方扣留，京津間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這趟車是根據東交民巷的意思組成的，交戰雙方都老老實實地不敢動它。

(6)這是記者報道的文字，登在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順天時報》上，基本和我的意思一致。

(7)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藏稿。

(8)劉邦《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9)括弧內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張勳的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