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上的是寄宿學校，上下學都得坐火車。離開學校後，我就會拼命吃糖果和口香糖，因為查特豪斯公學禁止這類食物出現。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比起泡泡糖，學校更可能允許學生攜帶塞姆汀塑膠炸藥。有個高年級學生叫彼得·克拉維爾，他一下子吃了太多泡泡糖，糖卡在了腸子裡，醫生只好從他的直腸進入腸子，移除堵塞物。毫無疑問，從那之後，吃口香糖的學生就少了很多。

我上學前，父親通常會給我加油打氣，談話最後都會落在一句十個字的警告上：「別讓我接到校長的電話。」查莉準備上學的時候，我告誡自己，我不要成為我爸那種家長。我讓查莉坐下，然後給她傳授經驗。那番話其實應該等她上中學，或者上大學前再講。我一邊講，朱莉安娜一邊在旁邊笑，查莉不爽了。

「別被數學嚇倒。」我打算用這句話結束談話。

「為什麼？」

「因為很多女孩都怕和數字打交道。她們成功地說服了自己不擅長數學。」

「好吧。」查莉回答我，其實她完全不理解我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看到她上中學了。在過去的幾周裡，我都在擔心疾病會慢慢奪走我的一切。然而，在謀殺案面前，疾病顯得無足輕重。

火車開進了國王十字車站，我一邊緩緩地穿過車廂，一邊留意站臺上有沒有警察。我剛好碰上了拉著大件行李箱的老奶奶，過閘機的時候，我問她要不要幫忙，她優雅地點點頭。我們走到了售票亭，我問：「您的票呢，夫人？」

她眼都沒眨一下就把票找出來了。我把兩張票遞給警衛，嘴角扯出一個疲倦的微笑。

「你不討厭坐早班車嗎？」他問。

「我一直都不習慣坐這麼早的車。」我說。他把票根遞給了我。

我穿過人群，走到史密斯書店的入口，外面並排擺著幾沓晨報。《太陽報》的頭版赫然寫著：殺手的自首——「我殺了凱瑟琳」。

寬幅版面上印的都是諸如利率上調和郵政工人罷工示威的訊息，凱瑟琳的案子——我的案子——則在背面。人們從我身旁經過，買完報紙繼續前行。沒有人對視。這裡可是倫敦，人們走路時腰板挺直，表情僵硬，彷彿隨時準備面對一切，又逃避一切。每個人都在趕路。不要停下，繼續往前走就是了。

我大踏步向前走，穿過考文特花園，經過一家家餐館和精品店，來到了海濱，然後左轉，沿著艦隊街走，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哥特式外牆前停下。

這座法院差不多有五百年的歷史了，甚至在法院建成前，即中世紀，人們都會在每週一早晨，在此地公開處刑犯人。

我站在法院對面，靠在一條小巷子的牆上。巷子通向泰晤士河。周圍的家家戶戶幾乎都有黃銅門牌。我不時看看手錶，裝出一副在等人的樣子。身穿黑色西裝和禮袍的男男女女從我面前走過，他們手中拿著資料夾和一捆捆繫好的檔案。

九點半，新聞工作者到場了——攝影記者和錄音師來了。陸陸續續又來了一些人。部分劇照師還帶了小梯子和牛奶箱。記者們聚在一起，一邊小口喝咖啡，一邊互通八卦和假情報。

快十點了，我注意到有輛計程車在我這邊的馬路旁停下。埃迪·巴雷特下了車，他看起來像有頭髮的丹尼·德維託sup[1]/sup。博比跟在他後面，比他高兩個頭，不知怎的，博比還是設法買到了一件寬鬆得不合身的西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