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swap）。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將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將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將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裡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currency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佈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面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5箇中國的面積，佔地球陸地面積的30%!
70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為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產清償。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後，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產。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著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面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制著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天之久。
巴西財政部高階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他認為，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內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為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將不再為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於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扎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義於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財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4.金融核彈：目標東京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鉅額財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里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只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為代價的。儘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裡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為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1987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幣的任何潛在競爭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產品出口競爭力、還是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產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產成本，最後反過來佔領歐美市場。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將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產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積體電路和計算機晶片的製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體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製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晶片的程度。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產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產品80年代大舉進佔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xdx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中）
1985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有控制」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內，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臺將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卜，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什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氾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產，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產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貨幣兌換髮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將日本的出口生產商打得五臟六腑大出血，為了彌補由於日元升值所導致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產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盪，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著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鑑於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並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致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製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indexfutures）。
1982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製」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資料，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致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產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裡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東西存在於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於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規律。」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為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標，他們的公文包裡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indexput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產品。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裡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檯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著。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歷史巔峰，日經指數衝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於開始發威。日經指數頓挫。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鐧，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putwarrants）這一新的金融產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將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並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丹麥王國在這裡只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著超級加強的作用。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製造業。日本的製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爭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隨著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為昨日黃花。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產連續14年下跌。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援里根時代的財政赤字和鉅額花銷的政策了。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產和其它資產，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
2006年夏，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著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5.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駭客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於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眾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駭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只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註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隱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排程蹤跡，這裡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鑑於美國證券法規定衝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確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只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諉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義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託布（nilstaube）是倫敦銀團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託（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內瓦最聰明的銀行家」。皮西託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確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並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裡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裡其（marcrich）和特爾·艾維（telaviv），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eisenberg）。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係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
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建立者，國際情報網路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臺，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現在仍然主掌著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財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什、美國前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deaymery）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盪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調整產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盪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復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6.阻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制的解體」戰略目標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灶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別苗頭。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系的霸權產生嚴重的動搖作用。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幣衝突日趨激烈。！！！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系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幣體系的嚴重失序。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系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財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系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致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產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財富增加。這一優美的自然迴圈和控制系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覆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幣風險對沖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在黃金制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財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幣體系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為製造的「石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站穩了腳跟。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著坐貨幣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自然滿腹苦水。於是，70年代末，德國財政部長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國總統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幣系統（europeanmonetarysystem）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匯率不穩定問題。
1979年歐洲貨幣系統開始運轉，並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對於這個系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幣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著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產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為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並將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系。倫敦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灶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後，拒絕加入歐洲貨幣系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為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係與合作。
為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of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產油地區動盪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幣的步伐，又牽制了蘇聯，併為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盪，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制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產量補足。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為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著石油產業，一手控制著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面皆敵，東面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面還有「危機弧形帶」。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係。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確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歷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盪。這堵牆的倒掉意味著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儘管德國近年來並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
倫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撒切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後的德國將會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只會更大。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爭，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
1990年夏天，倫敦方面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產」。
德國方面對俄羅斯最終支援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德國財長設想著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線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幣，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只有夢幻一般的未來。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erm），眼看歐元體系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為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隱患，
國際銀行家於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將歐元體系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年柏林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隨之而來的鉅額開支卻是德國始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到1992年，英國和義大利由於雙赤字壓力，貨幣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態勢，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商瞧準這一機會於1992年9月16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億美元，到晚上7點，英國宣佈投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億美元，一舉將英鎊和里拉踢出了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緊接著，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元的豪賭中，並沒有佔到便宜。索羅斯能夠以25倍的槓桿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著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