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美國時代週刊1997
本章導讀
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乃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為什麼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最高的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為了確保控制世界貨幣發行這一金融戰略制高點，國際銀行家從70年代起，發動了一系列旨在鞏固美元信心、「肢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打垮潛在競爭對手的貨幣戰爭，其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讓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為完成一個由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奠定堅實的基礎。
請注意，國際銀行家是一個「超級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忠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相反，他們控制國家和政府。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利用美元和美國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就緒後，就可能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內1929年級別的經濟危機，以嚴重的危機促使和脅迫各國政府放棄更多的主權，施行區域貨幣和區域政府。
打擊中國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重中之重。對中國下手，決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什麼方式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僥倖的想法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他們可能採取的的戰略戰術和打擊日本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製造中國的超級資產泡沫，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榮時期，類似於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後他們將痛下殺手，實施「遠端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打垮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國際和國內資金嚇得四散奔逃。最後再以跳樓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產，並對中國經濟進行「徹底解體」，完成統一世界過程中的最艱難的一步。
當然，要想經濟上「肢解」中國，「民主化」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共產黨這個孫悟空，中國人民的唐僧肉吃起來就順當多了。
1.1973年中東戰爭：美元反擊戰
其實，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84位國際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被選中的政客會商如何應付令人頭痛的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戴維.洛克菲勒帶來了心腹謀士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必須重振美元信心，奪回業已失控的金融戰場的主導權。
國際銀行家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計劃，讓國際油價上漲400%！
這一大膽的計劃將達成幾個目的：一方面，由於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價格暴漲4倍，將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後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前幾年「經濟刺客」們的出色工作，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經中了過度貸款的狠招，一旦石油價格猛漲，美國順勢大幅提高利率，這些經濟落後而資源豐富的國家將成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這個計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禍於人」。挑動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再公開支援以色列來激怒阿拉伯人，最後導致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石油價格必將一飛沖天，而全世界的怒氣全部都發到了阿拉伯國家身上。國際銀行家們一面坐山觀虎鬥，一面清點著石油美元迴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美元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手牽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國的羊毛。此計堪稱妙到毫顛。
縱觀歷史上國際銀行家的歷次出手，可以發現他們始終遵循著「最優演算法」，每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都會同時達成3項以上的主要目標，用「一石三鳥」來形容也決不過分。國際銀行家從來就是打「組合拳」的高手。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國際銀行家的哼哈二將全力協同，整個事件發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熱津斯基出謀劃策，基辛格作為尼克松政府的情報「沙皇」直接參與執行。威廉.恩格（williamengdahl）在《世紀戰爭》一書中尖銳地指出：
「基辛格持續地壓制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為全世界洩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
在基辛格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國家，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迴流」。然後基辛格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
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1.9美元一桶。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11.65美元。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的油價到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裡的尼克松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把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呼叫‘石油美元迴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在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為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恩格解釋道：
「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為主要能源的經濟造成了很大沖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匯儲備為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億4100萬美元。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面臨著貿易赤字。據imf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產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
70年代中，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
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
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要麼停止工業化程式，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麼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鉅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imf聯手作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imf開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著這些稀裡糊塗就倒了大黴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藥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扎著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著他們。
2.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
「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為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的開價。為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為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鉅變。」
歷史學家查爾斯.吉斯特
1973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為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為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肯尼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
在臘斯克的熱情撮合下，布熱津斯基同卡特見了兩面。布熱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將他網羅在身邊，但以卡特當時的職位和聲望要想成為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在執行委員會表決時恐很難通過。於是，布熱津斯基便當面向戴維·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薦，著力將卡特大大稱讚了一番。三邊執行委員會主席採納了他的意見，並親自提名。就這樣，小小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邊委員會美國成員的名單中。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臺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他的「入黨介紹人」布熱津斯基順理成章地成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實際上是代表國際銀行家進行「攝政」，其角色與尼克松時代的基辛格類似。
1978年，美聯儲主席職位出缺，這可是國際銀行家非常看重的一個要角，戴維·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薦手下名將保羅.沃爾克擔當此任，卡特總統無法拒絕這一要求。
紐約時報稱「沃爾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歐洲銀行的認可」，熊氣瀰漫已久的紐約股票市場還少有地上升了9.73點，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一下子堅挺起來。
自從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從美聯儲辭職以來，國際銀行家族的成員已經全部從金融市場的第一線撤到了幕後，他們主要通過嚴格挑選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人選來控制美聯儲的運作。沃克爾非常符合他們的選擇條件。他早年就讀於普林斯頓和哈佛，後赴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進一步深造，50年代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的經濟學家，後到大通曼哈頓任經濟學家，60年代在財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時代是廢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盤手之一。1974年開始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重要位置，實際負責美聯儲的全盤運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氣風發的沃爾克在英國沃維克大學（warwickuniversity）發表的一篇演講中透露：「世界經濟中某種程度的‘有控制的解體’是80年代的一項合理的目標。」
問題是，解誰的體？如何解體？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嚴重負債的第三世界國家，其次是蘇聯與東歐。
沃爾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擊「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這面光鮮的大旗，與緊密同盟英國一道使美元借貸變得昂貴無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從1979年的11.2%一口氣漲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達21.5%，國債衝上17.3%。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於1979年5月當選，她發誓「要把通貨膨脹從經濟中驅除出去」，她上任僅一個月就把基準利率從12%在12個星期之內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把所有行業的借貸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時期的工業化國家中可謂史無前例了。她也因此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
在「反通貨膨脹」的大旗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人民和商業承受著痛苦的代價，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卻大發利市。
削減政府開支、減稅、開放行業管制、打破工會力量等口號響徹雲天，沉重債務負擔之下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哀鴻遍地，死傷枕藉。此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已經由彼爾德伯格1973年5月會議時的1300億美元，暴漲了5倍，到1982年時達到了驚人的6120億美元。當美國和英國在「反通貨膨脹」的口號下，突然將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鉅額債務在如此驚人的「高利貸」壓榨之下，已經使他們註定成為國際銀行家刀板上的魚肉了。毫無金融戰爭防範意識的亞非拉國家將為他們的疏忽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聯合國會議上指出，imf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還債嚴加監督，他敦促發展中國家應該使出口產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貿易」才能拯救他們，還有加大出售他們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債務清償的過程。
墨西哥總統波提羅（lopezportillo）則針鋒相對地指出，英美國際銀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與之相隨的低原材料價格這對「剪刀的雙刃來扼殺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的建設成就，並泯滅其餘國家取得進步的可能。」他進一步威脅要帶領發展中國家停止債務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夠按照與現實情況差異巨大的條件來按時償還債務。我們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不能夠癱瘓我們的經濟或讓我們的人民陷入更悲慘的境地來償還這些債務，在沒有我們參與的情況下，這些債務償還的費用已經漲了3倍，我們對此沒有責任。我們旨在消除飢餓、疾病、無知和依賴方面的努力並沒有造成國際危機。」
不幸的是，波提羅在聯合國發言後僅2個月就被國際銀行家看中的人選所取代，imf作為「維護貸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債務清償，恩格這樣描述了這段歷史：
「現代歷史上最具規模的有組織搶劫行動開始了，其規模遠超20年代的類似活動。與西歐或美國媒體精心掩飾的情況正相反，債務國償付了好幾遍欠債，他們正是以血和‘一磅鮮肉’來償還給現代紐約和倫敦的夏洛克們的。1982年8月以後發展中國家不再還債並非實情。他們的頭上被頂著槍，在imf的威逼下，簽署了銀行家們美其名曰‘債務解決方案’的協議，參與的都是著名的紐約花旗銀行或大通銀行。」
imf的貸款只有在債務國簽署了一系列「特別條款」之後才能得到，這些條款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提高稅收，貨幣貶值。然後債務被重新延展，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再支付一筆「服務費」給國際銀行家，並被記入債務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減對醫藥、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同時比索被貶值到令人慘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羅總統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對美元比價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對美元已貶到2300比1，墨西哥經濟已經事實上被國際銀行家們「有控制地解體」了。
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個債務國僅向國際銀行家支付利息一項就高達3260億美元，本金償付又支付了3320億美元，總共發展中國家為4300億美元（1980年）的債務支付了6580億美元的費用。儘管這樣，到1987年，109個債務國還欠國際銀行家13000億美元。在如此驚人基礎上進行利滾利，只怕發展中國家永遠沒有還清債務的時候了。於是，國際銀行家與imf就開始對債務國實施破產清償。接受銀行家「債務解決方案」的國家被迫以跳樓價出賣大量核心資產，如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話、石油、銀行等。
人們終於見識到國際銀行家所策劃的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具有何等地殺傷力！
3.世界環保銀行（worldconservationbank）：要圈地球30%的陸地
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泥潭之際，國際銀行家開始策劃一個更大的行動，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極限，正常智力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環境保護」竟然是一個更大圖謀的切入點。
如果不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就不可能明白國際銀行家令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著名大學裡，一位化名為「約翰.竇」（johndoe）的社會學教授，接到一個華盛頓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一項秘密研究課題，參與該計劃的15名專家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頂尖學者。「約翰.竇」教授帶著好奇來到了一個名叫「鐵山」（ironmountain）的地方報到。「鐵山」靠近紐約州的哈德迅城（hudson），這裡有當年冷戰期間為防禦蘇聯核打擊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設施，幾百家美國最大公司的總部都在此處設有臨時辦公地點。這些公司包括：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和漢諾威製造信託公司等。如果核戰爭爆發，這裡將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商業運作中心，以確保核戰爭之後，美國商業體系仍然能夠生存下來。平時，這裡是這些公司儲存機密檔案檔案的地方。
這個神秘的研究小組要研究的課題是，如果世界進入了「永久和平」階段，美國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以及美國的對應策略。這項研究工作持續了2年半的時間。
1967年，這個15人的課題組完成了一份絕密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們被政府要求對該報告嚴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約翰.竇」教授覺得這份報告實在太重要了，不應該向公眾隱瞞。他於是找到著名作家裡歐.萊文（leonardlewin），在里歐.萊文的幫助下，這本名叫《來自鐵山的報告》（reportfromironmountain）被戴爾出版公司（dialpress）於1967年正式出版。該書一經面世，立刻震驚美國社會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誰是「約翰.竇」。該報告被認為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mcnamara）策劃，麥克納馬拉是外交協會的成員，後來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運作的研究機構被認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institute），該機構的創始人赫曼.凱恩（hermankahn）也是外交協會成員。
對於這次洩密事件，約翰迅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立刻站出來進行緊急「消毒」，他指出該報告純屬子虛烏有。同樣是外交協會成員亨利·魯斯（henryluce）控制下的《時代》也說該報告是「巧妙的謊言」。該報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國社會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
不過，1967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曾經在《書評》欄目中介紹過這本書。介紹該書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kenneth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協會成員，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資訊證明該報告是真實的，因為他本人就在被邀請之列。後來儘管他沒能參加這個專案的工作，但該專案一直在向他諮詢各種問題，他也被告知要對外保密。「我願意將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個檔案（‘鐵山報告’）的真實性，我也願意證實它的結論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將它公佈給沒有準備的公眾是否明智。」後來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體上兩次重申該報告的真實性。
那麼，該報告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結論，讓「精英們」如此緊張呢？
原來，該報告詳實地透露了「世界精英們」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規劃。報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討論對與錯的問題，也不考慮自由與人權之類的空洞概念，一切諸如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宗教立場都不佔有任何位置，這是一份「純粹客觀」的報告。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
「持續的和平，儘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戰爭是我們社會穩定的一種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髮展出來，否則戰爭系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
報告認為，只有在戰爭時期，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爭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態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討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爭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歷史上不勝列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歷史的侷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態。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爭」的新方案。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於是又被放棄了。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汙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汙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爭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汙染環境的確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為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汙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檔案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丹佛宣言》指出：
「因為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將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為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baker）。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將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將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