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廬是位曾被遺忘的作家。許多人重新想起他或剛知道他的名字，都可歸因於影片《臥虎藏龍》榮獲奧斯卡獎的影響。但是，觀賞影片替代不了閱讀原著，不讀小說《臥虎藏龍》（而且必須先看《寶劍金釵》），你就不會知道王度廬與李安的差別。而你若想了解王度廬的「全人」，那又必須儘可能多地閱讀他的其他著作。北嶽文藝出版社繼《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還珠樓主小說全集》之後推出這套《王度廬作品大系》（以下簡稱《大系》），對於通俗文學史的研究，可謂功德無量！
王度廬，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生於北京一個下層旗人家庭。幼年喪父，舊制高小畢業即步入社會，一邊謀生，一邊自學。十七歲始向《小小日報》投寄偵探小說，隨即擴及社會小說、武俠小說。1930年在該報開闢個人專欄《談天》，日發散文一篇；次年就任該報編輯。八年間，已知發表小說近三十部（篇）。1934年往西安與李丹荃結婚，曾任陝西省教育廳編審室辦事員和西安《民意報》編輯。1936年返回北平，繼續以賣稿為生，次年赴青島。青島淪陷後始用筆名「度廬」，在《青島新民報》及南京《京報》發表武俠言情小說（同時繼續撰寫社會小說，署名則用「霄羽」）。十餘年間，發表的武俠小說、社會小說達三十餘部。1949年赴大連，任大連師範專科學校教員。1953年調到瀋陽，任東北實驗中學語文教員。「文革」時期，以退休人員身份隨夫人「下放」昌圖縣農村。1977年卒於遼寧鐵嶺。
早在青年時代，王度廬就接受並闡釋過「平民文學」的主張。他的文學思想雖與周作人不盡相同，但在「為人生」這一要點上，二者的觀念是基本一致的。
從撰寫《紅綾枕》（1926年）開始，王度廬的社會小說（當時或又標為「慘情小說」「社會言情小說」）就把筆力集中於揭示社會的不公、人生的慘淡，以及受侮辱、受損害者命運的悲苦。
戀愛和婚姻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大主題。那時新小說裡追求婚戀自由的男女主人公面對的阻力主要來自封建家庭和封建禮教，作品多反映「父與子」的衝突——包括對男權的反抗，所以，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尤被覺醒的女青年們視為楷模。到了王度廬的筆下，上述衝突轉化成了「金錢與愛情」的矛盾。
正如魯迅所說：娜拉衝出家庭之後，倘若不能自立，擺在面前的出路只有兩條——或者墮落，或者「回家」。王度廬則在《虞美人》中寫道：「人生」「青春」和「金錢」，「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絡著的」，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金錢又對一切起著主導性的作用。他所撰寫的社會言情小說，深刻淋漓地描繪了「金錢」如何成為社會流行的最高價值觀念和唯一價值標準，如何與傳統的父權、男權結合而使它們更加無恥，如何導致社會的險惡和人性的異化。
王度廬特別關注女性的命運。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多曾追求自立，但是這條道路充滿兇險。範菊英（《落絮飄香》）和田二玉（《晚香玉》）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虞婉蘭（《虞美人》）終於發瘋，生不如死。唯有白月梅（《古城新月》）初步實現了自立，但她的前途仍難預料；至於最具「娜拉性格」，而且也更加具備自立條件的祁麗雪，最終選擇的出路卻是「回家」。
這些故事，可用王度廬自己的兩句話加以概括：「財色相欺，優柔自誤」（《〈寶劍金釵〉序》）。金錢腐蝕、摧毀了愛情，也使人性發生扭曲。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他的社會小說正是通過寫人，而使社會的弊端暴露無遺。
在社會小說裡，王度廬經常寫及具有俠義精神的人物，他們扶弱抗強，甚至不惜捨生以取義。這些人物有的寫得很好，如《風塵四傑》裡的天橋四傑和《粉墨嬋娟》裡的方夢漁；有些粗豪角色則寫得並不成功，流於概念化，如《紅綾枕》裡的熊屠戶和《虞美人》裡的禿頭小三。
上述俠義角色與愛情故事裡的男女主人公一樣，也是現代社會中的弱者。作者不止一次地提示讀者，這些俠義人物「應該」生活於古代。這種提示背後隱含著一個問題：現代愛情悲劇裡的那些痴男怨女，如果變成身負絕頂武功的俠士和俠女，生活在快意恩仇的古代江湖，他們的故事和命運將會怎樣？這個問題化為創作動機，便催生出了王度廬的俠情小說，這裡也昭示著它們與作者所撰社會小說的內在聯絡。
《寶劍金釵》標誌著王度廬開始自覺地把撰寫社會言情小說的經驗融入俠情小說的寫作之中，也標誌著他自覺創造「現代武俠悲情小說」這一全新樣式的開端。此書屬於厚積薄發的精品，所以一鳴驚人，奠定了作者成為中國現代武俠悲情小說開山宗師的地位。繼而推出的《劍氣珠光》《鶴驚崑崙》《臥虎藏龍》《鐵騎銀瓶》sup[1]/sup（與《寶劍金釵》合稱「鶴-鐵五部」）以及《風雨雙龍劍》《綵鳳銀蛇傳》《洛陽豪客》《燕市俠伶》等，都可視為王氏現代武俠悲情小說的代表作或佳作。
作為這些愛情故事主人公的俠士、俠女，他們雖然武藝超群，卻都是「人」，而不是「超人」。作者沒有賦予他們保國救民那樣的大任，只讓他們為捍衛「愛的權利」而戰；但是，「愛的責任」又令他們惶恐、糾結。他們馳騁江湖，所向無敵，必要時也敢以武犯禁，但是面對「廟堂」法制，他們又不得不有所顧忌；他們最終發現，最難戰勝的「敵人」竟是「自己」。如果說王度廬的社會小說屬於弱者的社會悲劇，那麼他的武俠悲情小說則是強者的心靈悲劇。
王度廬是位悲劇意識極為強烈的作家。他說：「美與缺陷原是一個東西。」「向來‘大團圓’的玩意兒總沒有‘缺陷美’令人留戀，而且人生本來是一杯苦酒，哪裡來的那麼些‘完美’的事情？」（《關於魯海娥之死》）《鶴驚崑崙》和《綵鳳銀蛇傳》裡的「缺陷」是女主人公的死亡和男主人公的悲涼；《寶劍金釵》《臥虎藏龍》《鐵騎銀瓶》裡的「缺陷」都不是男女主角的死亡，而是他們內心深處永難平復的創傷；《風雨雙龍劍》和《洛陽豪客》則用一抹喜劇性的亮色，來反襯這種悲愴和內心傷痕。
王度廬把俠情小說提升到心理悲劇的境界，為中國武俠小說史做出了一大貢獻。正如弗洛伊德所說：「這裡，造成痛苦的鬥爭是在主角的心靈中進行著，這是一個不同衝動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的結束絕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個衝動的消逝。」sup[2]/sup這個「衝動」雖因主角的「自我剋制」而消逝了，但他（她）內心深處的波濤卻在繼續湧動，以致成為終身遺恨。
李慕白，是王度廬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男人。
有人說，李慕白是位集儒、釋、道三家人格於一身的大俠；這是該評論者觀賞電影《臥虎藏龍》的個人感受。至於小說《寶劍金釵》裡的李慕白，他的頭上絕無如此「高大上」的絢麗光環——古龍說得好：王度廬筆下的李慕白，無非是個「失意的男人」。
在《寶劍金釵》裡，李慕白始終糾結於「情」和「義」的矛盾衝突之中，他最終選擇了舍情取義，但所選的「義」中卻又滲透著難以言說的「情」。手刃鉅奸如囊中取物，李慕白做得非常輕易；但是他卻主動伏法，付出的代價極其沉重。他做這些都是自願的，又都是不自願的。出發除奸之前，作者讓他在安定門城牆下的草地上做了一番內心自剖，這段自剖深刻地展示著他的「失意」，這種心態可以概括為三個字——「不甘心」。
在本《大系》所收「早期小說與雜文」卷中，讀者可以見到王度廬用筆名「柳今」所寫的一篇雜文《憔悴》，其中有段文字，所寫心態與上述李慕白的自剖如出一轍。讀者還可見到，《紅綾枕》裡男主角戚雪橋為愛人營墓、祭掃時的一段內心獨白，其心態又與柳今極其相似。於是，我們看到了王度廬、柳今、戚雪橋（還有一些其他角色，因相關作品殘缺而未收入《大系》）與李慕白之間的聯絡——李慕白的故事，是戚雪橋們的白日夢；戚雪橋、李慕白們的故事，則是柳今、王度廬的白日夢。
不把李慕白這個大俠寫成一位「高大上」的「完人」，而把他寫成一個「失意的男人」，這是王度廬顛覆傳統「俠義敘事」，為中國武俠小說史做出的又一貢獻。
玉嬌龍，是王度廬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女人。
玉嬌龍的性格與《古城新月》裡的祁麗雪有相似之處，但是她的叛逆精神更加決絕、更加徹底。為了自由的愛情，她捨棄了骨肉的親情。同時，她也捨棄了貴胄生活，選擇了荊棘江湖；捨棄了城市文明，選擇了草莽蠻荒。
對玉嬌龍來說，最難割捨的是親情；最難獲得的，是理想的婚姻。她發現自己選擇羅小虎未免有點莽撞，所以又離開了他。她獲得了自由的愛情，卻在事實上拒絕了自由的婚姻。這與其說反映著「禮教觀念殘餘」「貴族階級侷限」，不如說是對文化差異的正視。儘管如此，這位「古代娜拉」並未「回家」，而是毅然決然地踏上一條不歸路。這條路是悲涼的，同時又是壯美的。
玉嬌龍和李慕白都是「跨卷人物」。《劍氣珠光》裡的李慕白寫得不好，因為背離了《寶劍金釵》中業已形成的性格邏輯。《鐵騎銀瓶》裡的玉嬌龍則寫得很好，她青年時代的浪漫愛情，此時已經昇華為偉大的、無私的母愛。她青年時代的夢想，終於在愛子和養女的身上得以成真，但是他們攜手歸隱時的心態，也與母親一樣充滿遺憾。
王度廬的上述成就，都是源於對傳統武俠敘事的揚棄，這也使他的武俠悲情小說擁有了現代精神。
王度廬又是一位京旗作家。
清朝定都北京之後，即將內城所居漢人一律遷出，由八旗分駐內城八區。王度廬家住地安門內的「後門裡」，屬於鑲黃旗駐區，其父供職於內務府的上駟院。內務府是一個由滿洲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旗）內「從龍包衣」sup[3]/sup組成的機構，專門管理皇家事務。由此可知，王氏當屬編入滿洲鑲黃旗的「漢姓人」，這一族群不同於「漢人」「漢軍」，滿人把他們視為同族sup[4]/sup。
滿人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性格剛毅尚武，自立自強，粗獷豪放。入關定鼎之後，宴安日久，八旗制度的內在弊端開始呈現，「八旗生計」問題日益突出，以致最終導致嚴重的存亡危機。王度廬出生時，恰逢取消「鐵桿莊稼」（即旗人原本享受的「俸祿」），父親又早逝，全家陷於接近赤貧的境地。他的早期雜文經常寫到「經濟的壓迫」，「身世的漂泊，學業的荒蕪」，疾病的「纏身」，始終無法擺脫「整天奔窩頭」的境況。他的許多社會小說及其主人公的經歷、心境，也都寄託著同樣的身世之感和頹喪情緒。這種刻骨銘心的痛楚，蘊含著當時旗人不可避免的噩運，漢族讀者是難以體會這種特殊的苦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