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在奧廖爾逗留的最後一些日子，有一位他的老會友維拉爾斯基伯爵——就是一八○七年介紹他參加共濟會支部的那個人，前來看望他。維拉爾斯基伯爵與一個富有的俄羅斯女人結了婚，這個女人在奧廖爾省擁有幾所大莊園，他在本市的軍用糧站找到了一份臨時性的工作。

維拉爾斯基獲悉別祖霍夫在奧廖爾之後，雖然他們兩人之間並不很熟悉，但是維拉爾斯基在會見他時所表現出來的友誼和熱情，就好像是在沙漠中人們相遇時那樣。維拉爾斯基在奧廖爾很寂寞，他能夠遇到和自己同屬於一個圈子，同時他又認為在興趣上和自己相同的人，感到十分高興。

但是，使維拉爾斯基驚奇的是，他很快就發現皮埃爾已大大落後於現實生活，他自己在內心中已斷定皮埃爾已經陷入淡漠和利己主義之中。

「vousvousencroutez，moncher．」1他對他說。儘管維拉爾斯基現在和皮埃爾在一起較之以往覺得更加愉快，他每天都要到皮埃爾那裡去。而皮埃爾現在看維拉爾斯基和聽他說話的時候，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前也是這個樣子，就感到奇怪和難以相信。維拉爾斯基是一個已結了婚的，有妻室的人，他忙於料理妻子的事情、自己的公務和家庭的事務。他認為，所有這一切事務，實質上是人生的障礙，這一切都是卑鄙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個人和家庭的利益。軍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濟會的問題，都繼續不斷地吸引著他的注意力。而皮埃爾並不力圖去改變他的觀點，也不加以指責，而是帶著他現在常有的那種平靜的、快活的嘲笑欣賞這種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現象——

1法語：你太消沉了，我的朋友。

皮埃爾在他和維拉爾斯基、公爵小姐、醫生以及他所遇見的所有的人的友誼交往中，有一個新的特點，因此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這就是承認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覺和去觀察事物；承認不可能用語言來改變一個人的信念。每一個人所應當具有的，這種合乎情理的特點，在以前曾經使皮埃爾激動和惱怒過，而如今卻成為能同情別人和激起興趣的一種基礎。人與人相互之間在生活中的觀點不同，甚至於觀點完全相反，這使皮埃爾感到高興，引起他顯現出嘲諷的、溫和的微笑。

在一些實際問題上，皮埃爾現在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到自己對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見，而這是從前所沒有的。原先，每一件金錢問題，特別是像他這樣十分富有的人所常常遇到的那樣，當有人向他乞討金錢時，總使他感到進退兩難，沒有一點辦法應付，心中焦急不安。「是給呢還是不給？」他自己問自己。「我很有錢，而他正需要錢。但是還有別的人更需要錢。可誰是最迫切需要的呢？也許他們倆是一對騙子吧？」從前，他對這樣一些問題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只要他有錢就給，誰向他要，他就給誰，都給。過去，每當遇到有關財產方面的問題時，有的人說，應當這樣辦，而又有人說，應當那樣辦，而他呢，同樣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

現在，令他感到驚奇的是，在所有這一切問題上他不再是猶豫不決和焦急不安了。現在在他心中出現了一個審判官，按照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則決定，哪些事情應當做和哪些事情不應當做。

他對金錢問題仍然像以前一樣漫不經心，但是他現在明顯地知道什麼事情是應當做的和什麼事情是不應當去做的。這個新審判官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對付一個被俘虜來的法軍上校向他提出的請求：這位上校在皮埃爾那裡講述了他的許多功績，末了，他差不多是正式向皮埃爾提出請求，向他要四千塊法郎，寄給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爾沒有費絲毫力氣，也並不緊張，一口就回絕了他，事情一過，他自己也感到驚奇，這種事要是在過去好像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一道難題，卻原來又是那麼簡單，那麼輕而易舉。在拒絕了那位上校的要求的同時，他又打定主意在離開奧廖爾時，必須使用點計巧，以便要那個義大利軍官能收下他一些錢，看來，他顯然是需要錢用的。皮埃爾在處理他妻子的債務和是否要修復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別墅的問題上，再一次證明了他對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確實有了主見。

他的總管來到奧廖爾見他，於是皮埃爾和他一道對已經變化了的收入作了大致的計算。按照總管的估計，在莫斯科大火災中皮埃爾損失了大約二萬盧布。

這位總管為受這些損失，對皮艾爾加以安慰，他向皮埃爾算了一下賬，他說，儘管遭受了這些損失，如果他拒絕償還公爵女兒欠下的債務，他本來就沒有償還這些債務的義務；如果他不去修復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這些建築物除了每年要耗費八萬盧布的鉅額支出外，什麼收益也得不到，這樣，他的收入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

「是的，是的，這是真的，」皮埃爾高興地笑著說，「是的，是的，這一切我都不需要了，我因為破了產還變成一個大富豪了。」

但是，在一月份薩韋利伊奇從莫斯科來到這裡，他講述了莫斯科的情況，還講述了建築師為修復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所做的預算，他在講述這些事情時就好像是在講已經決定了的事情似的。在此期間，皮埃爾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從彼得堡的來信。在這些信中都提到了他妻子所欠下的債務。於是皮埃爾決定：總管提出來的，令他如此高興的計劃是不正確的，他必須親自去彼得堡處理好妻子的一切後事；必須去莫斯科修繕好房屋。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他不知道，但他毫不含糊地知道，應該這樣去做。由於他的這一決定，使他的收入減少了四分之三。但是應該這樣去做；他感覺到了這一點。

維拉爾斯基要到莫斯科去，於是他們商定一同前往。

皮埃爾在奧廖爾的整個康復期間，親身體會到自由和生活的樂趣；然而，當他在旅行途中置身於自由天地時，看見了數以百計的陌生人的面孔時，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了。在整個旅途中間，他感受到就像小學生在放假期間的那種高興。所有的人：趕馬車的車伕、驛站看守人、大路上的或村子裡的農民——所有這些人在他的這些話只能使皮埃爾更加高興。維拉爾斯基的眼中都具有一種新的意義。維拉爾斯基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國比歐洲窮，比歐洲落後，還要加上愚昧無知，維拉爾斯基的眼裡所看見的是死氣沉沉的地方，而皮埃爾卻在漫天大雪中，在這一望無垠的大地上看見了非常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力量支援著這個完整的、獨特的、統一的民族的生命。他並不去反駁維拉爾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說的話似的（這種違心的同意是為了避免發生無謂的爭論的一種最簡便的方法），他面露出一種快樂的微笑，傾聽著他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