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來，各種政治力量在中國舞臺上都表演了一番，而最終完成救亡命題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實際上我們有過相當廣泛的選擇，包括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包括三民主義，最後才到了社會主義。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

1.為什麼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1921—2011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講黨的歷史之前，簡單回顧一下我們國家21世紀頭10年取得的成就。2004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義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繼續增長，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我們現在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中國，這種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世界預料。

概括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坎坷歷史，就是救亡、復興。

從1840年到1949年，這逾一百年的命題就是救亡——挽救中華民族命運於危亡。為了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多少先進的中國人前仆後繼，但是紛紛失敗了。1840年開始，林則徐禁菸失敗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失敗了；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失敗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但是成果被篡奪，走向共和的運動又失敗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年救亡的命題才打了一個結。近代百年來，各種政治力量都在中國舞臺上表演了一番，而最終完成救亡命題的是中國共產黨。

在今天來看，繼續完成發展命題，在世界範圍內做得最成功，而且取得階段性巨大成果的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有位學者曾經對我講過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研究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對中國共產黨想繞也繞不過去。她就是這樣一股力量，想繞也繞不過去，想忽視也忽視不了，最終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她在救亡與發展這兩大命題中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從更廣闊的歷史縱深角度，從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使命、所取得的成就與未來繼續肩負的重大使命來看，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救亡和發展這兩大命題，下一步將繼續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

今天，當我們在紀念建黨90週年時，絕不僅僅是歌頌黨的光榮偉大政績，我們還要繼續肩負黨的使命，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使命依然是我們今天的重大命題。

2.中國為什麼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

當我們講到為什麼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時候，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句話如果加以簡單理解，好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社會主義就誕生了——在世界誕生了，很快在中國也誕生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容易。社會主義在中國從能夠站穩腳跟被人認識，到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成為在中國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有一段很長很艱難的歷程。

1840年，國門被踢開，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喪權辱國條約，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此跌入一個歷史低谷。面對如此境況，我們歷盡選擇，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病急亂投醫，什麼藥都吃，正方偏方全都上。

那麼，什麼樣的藥能治好中國？

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實際上我們有過相當廣泛的選擇。比如說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他所選擇的思想武器，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他引進了天父、天兄，把上帝、耶穌變成所謂的天父、天兄，來改造、凝聚他的太平天國。他這種生硬的改造，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也註定了曾國藩以保衛中國的「名教」這面非常有號召力的旗幟，很快聚集起大批將心兵力，把太平天國鎮壓了。

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就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洋務自強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中國萬事皆在西人之上，唯獨制器不行。那麼就是機器製造、科學技術不行，所以怎麼辦？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主要是機器製造和科學發展，重點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洋務運動。從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一直搞到1894年甲午戰爭，最後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

這時候，清政府另一批先進的中國人，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提出中國不是器物層面不如人，而是制度層面不如人。怎麼辦呢？改制。康、梁當時搞的戊戌維新，它的傾向就是君主立憲。戊戌維新失敗，康、梁等人被追捕，逃亡，最後「戊戌六君子」被殺頭，戊戌變法也就失敗了。

接下來到了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從制度層面對中國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是多麼偉大的創舉！沉睡之獅翻身猛醒，共和之藍圖大功將成。現在試想，當初中國要是走向共和該多好啊，省得後來那麼多戰亂，那麼多運動，那麼多革命，那麼多流血！但是這也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設想。為什麼沒有走向共和？因為辛亥革命前期成果被袁世凱篡奪了。

可是袁世凱在1916年就死了，袁世凱死之後我們還有12年的時間。我們想走向共和不是沒有機會，從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我們可以充分地實驗共和這個體制，可沒有實驗成功。這12年時間內，北京9屆政府更替、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任統領，結果又是什麼呢？軍閥混戰，生靈塗炭。而且辛亥革命後的1915年，我們還有過新文化運動。在當時探索中國救亡這條路上，我們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出了問題，不僅僅是制度層面出了問題，而且思想文化領域也出了問題。

從上述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近現代以來，不是我們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沒有過別的選擇，而是歷經選擇。我們什麼藥都吃過了，什麼招都使過了，包括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各種各樣的主義，都有人在嘗試、在推廣，最後才到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幸運兒，而是我們反反覆覆選擇之後的結果。

社會主義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是打了一個大問號的。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泰斗級人物都認為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社會主義無法救中國，這對於剛剛萌芽於中國這片土地的社會主義而言，其發展的艱難程度是無法想象的。

3.共產黨成立初期為何遭到各界質疑

當初社會主義理念傳到中國的時候，各方爭論的焦點就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當時思想界的泰斗級人物梁啟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發表了一篇《論社會主義運動》，裡面就講，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卻？他的意思是說，你搞社會主義，沒有社會化的生產，談不上社會化的管理，搞什麼社會主義？搞不成。梁啟超的態度很明確，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梁啟超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多後，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裡面有這麼一句話：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這裡不存在成功建立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孫中山認為在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那麼共產國際代表越飛持什麼態度呢？在這篇《孫文越飛宣言》裡，越飛完全同意孫中山的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個人都不認為中國存在適合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

孫中山的「不認為」，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則是對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越飛的觀點，其實是一個矛盾，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妥協，支援孫中山，為了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

那還會不會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成立的時候，共產國際給予了幫助，越飛實際上就是在完成一種交換。他和他代表的共產國際支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時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國培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牽制力量，讓北洋軍閥不能毫無顧忌地反蘇。不管支援中共成立，還是支援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產國際來看，在蘇聯來看，都是以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就是讓中國革命具有這樣的牽制力量。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檔案。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所面臨的最大難處，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蘇聯共產國際這個最有力的指導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國革命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國能存在社會主義。1940年，斯大林就曾講過，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直到1944年，他還對美國特使哈里曼說，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對共產主義來說，就像是人造黃油對黃油一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正牌的黃油是什麼？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共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結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黃油，是人造黃油。

可是歷史就是這樣有規律地發展，無規律地跳動。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當初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結果是俄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

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結果中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獲得巨大成功。

那麼列寧、斯大林當時為什麼看好日本革命？因為日本工業最發達，日本工人階級最成熟，而且日本當時已經傳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論，怎麼看日本都比中國強。所以斯大林將日本看做是遠東革命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小杯子裡的小風暴；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瞎鬧，中國革命就沒有大希望。

這就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革命導師、革命理論泰斗，包括當時的中國理論界，普遍的一個判斷。

但是，日本沒有發生革命，中國發生了革命，中國搞成了社會主義，這也是世界所預料不到的。

4.「南陳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事後開講，因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很難繞過她所具有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歷史從來都是當局者迷的歷史，我們從旁觀者的視角去看，會更接近真實。

中國共產黨當年成立時的13位代表，從其參與籌建的曲折經歷來看，當初這個黨的成立，並沒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參加籌建這個黨成立的一些領導同志，對這個黨將來能有多大作為，能做出多麼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這裡面就包括我們經常講的早期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為何沒能出席中共「一大」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會議？我覺得這是中共黨史以及中共「一大」的一個遺憾。

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紀念館位於上海市興業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是兩棟磚木結構的兩層石庫門樓房，一棟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棟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都是中共建黨早期的中堅人物，「一大」開會的時候，兩個人卻都沒有在上述兩個地方出現。

陳獨秀當時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一大」開會的時候他正在籌款。陳獨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所以沒有來。

那李大釗為什麼沒有參加？

李大釗當時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期的終結，校務紛繁，無法分身。中共「一大」開會正值北大放暑假，當時李大釗在北京有個重要任務是什麼呢？因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薪金，這八所高校就聯合成立了「索薪委員會」追討工資。「索薪委員會」負責人馬敘倫經常生病，主持不了會議，所以李大釗在「索薪委員會」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於開會，追討著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工資。

兩人當時都忙。

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麼是歷史？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並非理想卻真實的歷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袁世凱也並非一出生就是「竊國大盜」，孫中山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對「南陳北李」來說，在舊中國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結社很平常，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常人可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不一定能覺察到質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所以孫中山有面對辛亥革命的遺憾。

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中國今天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意義越來越大。那麼在當年誰看好這個黨？誰認為這個黨將來有大的作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讓人遺憾。

我們前面也講過，當時看好這個黨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產國際和當時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據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回憶，他當時參加「一大」時19歲，北京小組當時有兩個名額，李大釗是建黨發起人，有個固定名額；另一個名額屬於張國燾。張國燾當時已經去了上海，李大釗因「索薪委員會」無法抽身，去不了。劉仁靜回憶道：「李大釗去不了其實也輪不著我。」

北京小組當時還有一位資深的黨員鄧中夏和另外一位資深黨員羅章龍。鄧中夏和羅章龍兩個人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倆人資格都很老。可是徵求鄧中夏的意見，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鄧中夏不去輪到羅章龍了，羅章龍也不去。羅章龍為什麼不去呢？羅章龍要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也沒有時間去。劉仁靜在回憶錄裡寫道：「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這就是當時中共成立時一幅真實的影像。

當然這樣的情況也並不奇怪，當時中國大地的情況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組織與每天解散的政治組織一樣多，誰也不知道這個黨成立能搞多長時間。

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而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離上海多麼近啊！劉仁靜作為北京小組一個資歷很淺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擁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各種各樣的展覽，中共「一大」代表十三個人的名單、照片都有劉仁靜，而鄧中夏、羅章龍呢？隨著歷史的推演，人們對他們的印象越來越淡薄。

當然，劉仁靜的後來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幾年前，我在《苦難輝煌》這本書裡寫道，1979年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後來書出版了，我才發現我寫錯了。中共「一大」13位黨代表最後一位去世的不是張國燾，而是劉仁靜。劉仁靜19歲當「一大」代表，85歲（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車撞死的。這讓人非常遺憾。

85歲的劉仁靜，早起晨練，結果被一輛公共汽車撞了，中國共產黨最後一位「一大」的代表，就這樣去世了。由此，我們回顧劉仁靜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榮參會中共「一大」，後來犯了參加託派、脫黨的錯誤，到了新中國，又檢討當年的錯誤……至1985年，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但到1987年便死於車禍，非常可惜。

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運折射黨的艱難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運充分折射出黨的艱難。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個黨28年以後能奪取全國政權？1921年建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恐怕當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話，後來還能出現這樣的問題嗎？

1923年，陳公博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被開除黨籍；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4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達7位，超過半數。

周佛海、陳公博還當了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最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

張國燾叛黨，最後到戴笠手下當了一個主任，想辦法怎麼搞垮共產黨。

我們單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到黨初建時的艱辛和曲折。可是還有，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13名黨代表中，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人，犧牲的4人，加起來是11人，最後黨內倖存者僅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從13位黨代表的命運中，你就能看到這個黨何其艱難，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有些描述——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剩下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南湖的會議一開完，一輪紅日從南湖的紅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後一條紅飄帶，直接從南湖飄到井岡山，飄到延安，飄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學式的表達，黨的這種艱難，這種艱辛，這種奮鬥，沒有一條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過來、走過來、爬過來的，非常不容易。

6.陳獨秀為何沒找到革命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後有三個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的領袖。這三個領袖人物，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李立三，第三個是毛澤東。三個人都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革命自己的獨特道路，但是前兩個人沒有走成。

首先是陳獨秀。

我們經常講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陳獨秀不是不形於色，而是非常形於色，並且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屬於這樣的人。陳獨秀在大清王朝垮臺之後，曾經與友人一起把別人按倒，強行剪人家的辮子，這種行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當然描繪出來的——從書齋裡走出來，就文文靜靜，溫文爾雅，搞一些理論推演。陳獨秀不是這樣的，他是個行動派，而且他的個性裡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

中共「一大」，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但是依然選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黨的經費非常緊張，因此，馬林來華後，當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共產國際將給予中共經濟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時，陳獨秀面前的第一道難題立即就來了。

這時候中央內部也出現了兩種聲音。

一種是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和李達面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條件，當場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補貼來開展工作。

這無疑使李漢俊、李達二人和馬林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隨後馬林找到了張國燾，張國燾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

張國燾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工作計劃和每月需1000餘元的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開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麼做等於僱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據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陳獨秀則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雙方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作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和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

我們今天看陳獨秀講的話是很對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一個剛剛成立的黨，沒有任何經濟支撐，要獨立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非常困難。黨建立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東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就非常困難。你要辦各種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還要翻譯，這都需要錢。還有各地的一些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堅持教書，還要做編輯，還要寫文章，你要他們拿什麼來生活，以什麼樣的資金來推動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當時上海小組派包惠僧南下到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連區區15塊錢的路費都拿不出來，最後只好從私人手裡借錢。

陳獨秀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300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有同鄉之誼。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稅。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闆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有困難總要去解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他們怎麼辦？怎麼為黨工作？怎麼認識這個黨？是不是接受外來的援助？陳獨秀的性格雖然非常剛烈，堅持中國革命的獨立性，但面對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7.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上）

陳獨秀主張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別人幫助固然好，但沒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拿別人的錢來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這是陳獨秀很強的獨立性的一面。陳獨秀這個觀點，實際上表現了我們早期共產黨人一種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個黨人不想獨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陳獨秀後來很快就面臨這個問題，最初是想讓黨員把自己的工資全部捐出來，陳獨秀自己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辦法，成立這樣一個黨，僅僅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稿費遠遠無法支撐黨的活動。

陳獨秀的強硬使得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係非常緊張。

正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很快轉機就出現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矇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來，褚輔成一見面就拉著陳獨秀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兒來了！」

陳獨秀身份當即暴露。

當時的情況非常糟糕，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有點證據確鑿這個架勢。陳獨秀當時就感覺大事不好，起碼要坐七八年牢，不會比七八年更短。

這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起了關鍵作用，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釋放陳獨秀，罰100元了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