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的意義上說，這還不能稱之為失蹤。”景陽安慰他說。

“你覺得要不要報警？”

景陽想了想，說：“先不忙報警。就算你報了警，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現在最要緊的，是弄清楚她為什麼會突然離家。她出走前，你們有沒有拌過嘴？吵過架？或者發生過別的什麼事？老實說，她突然提出辭職，讓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幾天，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雖然知道她不願意接我的電話，可這兩天我還是一直不停地給她打。”

端午微微地紅了臉。他猶豫了半天，正打算硬著頭皮將妻子失蹤前後的事向他和盤托出，忽聽見景陽道：

“這樣，你回去以後，先把小區的監控錄影調出來看一下。如果她是帶著旅行包出門的，也許問題不大。沒準兒在外面呆個幾天，散散心，自己就會回來。”

辦公桌上奶白色的電話機響了起來。

景陽抓起電話，慢條斯理地“嗯、嗯”了幾句，忽然就暴跳起來，對著話筒大聲訓斥道：“跟你說過多少遍了，所有有關拆遷的案子，一概不接！”隨後，“啪”的一聲，就撂下了電話。

“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景陽略微調整了一下情緒，接著道，“等家玉回來之後，你真該帶她去做心理諮詢。”

“你是感覺到，她精神上有什麼問題嗎？”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陽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問題出在這兒。她當初實在是不該入這個行。幹我們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預先就得培養某種超越的心態，不能讓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體的事件之中。這玩意兒，你懂的！說到底，就是一個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嗎？”

“當然。”徐景陽點了點頭。

他看見端午吃驚地瞪著自己，又補充道：“同樣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來個判一緩二。從法律的意義上說，有經有權，有常有變。靈活性本來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徵之一。我們先撇開司法腐敗不談，法律當中的名堂經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簡單的例子，你想想，為什麼會有坦白從寬這一說？為什麼投案自首或高額賠償能極大地降低罪責？假如我想除掉你，殺人之後在第一時間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額賠償，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預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後，因揭發而立功，甚至還可以得到一個更短的刑期。從死者的角度看，這當然不公平。可法律並不真正關心公平。

“我們很可能會誤解，認為法律的設定，是以公平和正義為出發點的。家玉不是正規的法律系畢業的，這個彎子，她一直到現在繞不過來。法律的著眼點，其實是社會管理的效果和相應的成本。自從現代法律誕生以來，它就從來沒有帶來過真正的公平。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完全一樣。因此，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法律的條文本身，而是對它的解釋和靈活運用。也可以說，沒有這種靈活性，就沒有法律。不過，話還是扯遠了。我的意思是說，家玉的情感太纖細了，太脆弱了。她不適合幹這一行。直到離職前，她在閱讀案卷的時候，還是會流眼淚。這又何必？太多負面的東西壓在她心裡，像結石一樣，化不掉……”

端午離開的時候，徐景陽客氣地將他一直送到電梯口。他囑咐端午，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都可以隨時給自己打電話。

一個小時之後，端午已經坐在小區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門的錄影。

他給徐吉士一連打了兩個電話，都是佔線的聲音。等到他終於撥通了吉士的電話，端午乘坐的計程車，已經來到了《鶴浦晚報》的辦公大樓前。

徐吉士滿臉怒容，正在辦公室裡大聲地呵斥他年輕的女下屬。端午與他交換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門邊的沙發上等候。他隨手從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聯生活週刊》，翻了翻，又厭煩地扔回了原處。他看見吉士敲打著手裡的一摞檔案，對那個女孩罵道：

“‘我好好喜歡’是他媽的什麼意思？嗯？你是從哪裡學來這種不倫不類的腔調？還有這裡，‘諫壁發電廠的這種做法，像極了古語所云的，怎不叫剛剛踏上社會的我們感到糾結？若不限期改正，廣大幹部群眾情何以堪？’你這叫什麼他媽的句子，誰能看得懂？你說你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誰能相信呢？嗯？你說古語所云，所云什麼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聽他這麼說，忍不住笑了起來。

吉士當上社長，還沒兩個月，脾氣見長不說，在訓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見他罵罵咧咧地把對方訓斥了十多分鐘，似乎還有點意猶未盡。那個女孩，長得眉清目秀，顯得十分單薄，但她並不把領導的盛怒當回事。既不聲辯，也看不出有任何緊張。她雙手反剪在背後，咬著嘴唇，輕輕地搖擺著身體。為了表示自己認真在聽，不時發出嬌羞的感嘆聲：

拉得很長的“哦”；

拉得更長的“啊——”；

鶯聲燕語的“是這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