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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珠將那些她所鄙視的芸芸眾生，一律稱之為“非人”。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在端午看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依照自己的尺度，將人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種屬和類別。對人進行分類，實際上是試圖對這個複雜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簡單，又具有象徵性。這不僅涉及到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涉及到我們內心所渴望的認同，同時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場和價值準則，隱含著工於心計的政治權謀、本能的排他性和種種生存智慧。當然，如何對人分類，也清晰地反映了社會的性質和一般狀況。

比如說，早期的殖民者曾將人類區分為“文明”與“野蠻”兩部分，就是一個別出心裁的發明。作為一種遺產，這種分類法至少已持續了兩百年。它不僅催生出現代的國際政治秩序，也在支配著資本的流向、導彈的拋物線、財富的集散方式以及垃圾的最終傾瀉地。

再比如說，在中國，最近幾十年來，伴隨著“窮人”和“富人”這樣僵硬的二分法而出現的，已是一個全新的陌生世界。它通過改變“窮人”的定義——精神和肉一體的雙重破產、麻煩、野蠻、愚昧、危險和恥辱，進而也改變了“人”的定義——我們因擔心陷入文化所定義的“貧窮”，不得不去動員肌體中的每一個細胞，全力以赴，未雨綢繆。

端午想，如果他理解得不錯，這應該就是綠珠所謂“非人”產生的社會基礎。

端午酷愛布萊希特。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布萊希特基於基督教的立場，簡單地將人區分為“好人”和“非好人”而迷惑不解。不幸的是，布萊希特的預言竟然是正確的。好人，按照布萊希特的說法，顯然已無法在這個世界上存活。換句話說，這個世界徹底消除了產生“好人“的一切條件。

在今天，即便是布萊希特，似乎也已經過時了。因為在端午看來，在老布的身後，這個世界產生了更新的機制，那就是不遺餘力地鼓勵“壞人”。

在端午很小的時候，母親就開始向他灌輸自己頗為世故的分類法。在母親那裡，人被奇怪地區分為“老實人”和“隨機應變的人”。“老實”自然是無用的別名，而“機變”，則要求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隨時準備調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突擊或龜縮，依附或背叛，破釜沉舟或丟卒保車，過河拆橋或反戈一擊。這一分類法，與他喜愛的圍棋，與母親口中的那些代代相傳的民間故事一樣陳舊而古老。

有一段時間，他哥哥元慶，忽然對“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間的界限，表現出病態的關切。端午當時並未立即意識到，哥哥正在加速度地滑一入他深感恐懼的“瘋子”陣營。不過，自他發病後，一切又都被顛倒了過來。他自詡為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的人都是瘋子。

“那麼，我呢？”有一次，家玉嬉皮笑臉地逗他。

“也不例外。”元慶冷冷地道，“除非你和端午離婚，嫁給我。”

家玉紅了臉，再也不笑。

宋蕙蓮的來訪，讓家玉留下了不愉快的記憶。就像吃了一隻蒼蠅。不僅僅是因為那天晚上，她在無意中撞見了端午和綠珠。她對蕙蓮開口閉口“你們中國人”一類的說法怒不可遏。在她看來，宋蕙蓮樂於用“中國人”和“非中國人”這樣的分類，來突顯自己過時的優越感，來表達對自己同胞的嘲弄和蔑視。而事實上，當她在美國或西方世界四處演講、騙吃騙喝的時候，她所蔑視的“中國身份”，正是她招搖撞騙的唯一資本。在她的英文隨筆集《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她不僅成了杜甫和李白的“直接繼承人”，成了專制政治的“敏銳觀察家”，甚至通過杜撰某些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及種種駭人聽聞的“軼事”，來取一悅她的那些外國讀者。

儘管端午對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沒有好感，但他還是立即對妻子的看法表示了毫無保留的贊同：“唉，你知道，有些詩歌界同行，跟宋蕙蓮一個德行。還有些人更可笑，在國內痛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到了國外就大罵專制政體……”

說到對人的分類，家玉的方法與眾不同。

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他們坐在餐桌前閒聊。難得有時間坐在一起。用考究的紫砂壺泡茶。磨磨嘴皮子。享受靜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