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裡，我得以瞭解這封信背後的故事。在我父親威脅要跟泰勒斷絕關係後的那些日子裡，泰勒每晚上床睡覺時都會一遍遍地自言自語：「我該怎麼辦？她是我妹妹。」

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我做出了幾個月來唯一一個明智的決定：我求助於大學心理諮詢服務。分配給我的諮詢師是一個開朗活潑的中年女士，她有一頭緊密的捲髮和一雙犀利的眼睛。每次會面她很少說話，而是傾向於讓我主動開口。我照做了，一週又一週，一個月又一個月，都是如此。起初諮詢沒有什麼效果——我想不出哪次諮詢很有「幫助」——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的總體效果不容置疑。我當時不明白，現在也不明白，但每週抽出一段時間，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無法提供的東西，這麼做很有益處。

泰勒確實把這封信寄給了父母，並且他一旦做出承諾就再未動搖過。那年冬天，我經常給他和斯蒂芬妮打電話，斯蒂芬妮儼然成了我的親姐姐。每當我需要找人聊聊時，他們隨時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話要說。

泰勒為那封信付出了代價，儘管這個代價很難定義。他沒有被斷絕關係，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終他和父親達成休戰協議，但他們的關係可能永遠不會如從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無法計算的我給他帶來的損失，但是這些話都說得很彆扭，說得結結巴巴。怎樣遣詞造句才算合理？一個人為了你，與父親和家人疏遠，你該如何道歉？也許沒有合適的詞句來表達。你該如何感謝一個不肯棄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決定不再掙扎，任憑自己下沉時，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將你拽上了岸。這一切，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為漫長，只有每週的心理諮詢會打斷那種沉悶。每當看完一部電視劇，我會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幾乎是喪親之痛，於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終於在秋天來臨時，我發現自己能專心閱讀了。除了憤怒和自責，我的大腦又可以容下別的想法了。我又重拾兩年前在哈佛寫的那一章。我重讀了休謨、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這裡面有個謎，一個未解之謎。我問自己：當一個人對家庭的責任與他對朋友、對社會、對自己的責任衝突時，他該怎麼做？

我開始了研究。我縮小問題範圍，使其更學術化、具體化。最後，我選擇了十九世紀的四種思想運動，研究它們是如何與家庭責任問題作鬥爭的。我所選的運動之一便是十九世紀的摩門教。我踏踏實實研究了一年，在這一年的年尾終於寫出了論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會科學，1813—1890》。

我最喜歡關於摩門教的那一章。作為一個在主日學校待過的孩子，我被教導，一切歷史皆為摩門教做準備：基督死後的每一個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為的是讓約瑟夫·史密斯跪在神聖樹林、上帝還原真正的教會的那一刻成為可能。戰爭、遷徙、自然災害——這些僅僅是摩門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歷史傾向於忽略諸如摩門教這樣的精神運動。

我的論文賦予歷史一個不同的形態：既不是摩門教也不是反摩門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沒有把摩門教作為人類歷史的一個目標，也沒有貶低摩門教在解決時代問題上所做的貢獻。相反，我將摩門教的意識形態視為更大的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章節。在我看來，歷史並未把摩門教徒與人類大家庭的其他成員區別對待，而是將他們捆綁在一起。

我把論文初稿發給朗西曼博士，幾天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了面。他坐在我對面，面帶驚訝地說，論文寫得不錯。「有些章節寫得非常好，」這回他笑著說，「要是這個論文不能讓你拿到博士學位，我會感到意外的。」

當我拿著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時，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講座。講座一開始他就在黑板上寫道：「歷史是由誰書寫的？」我記得當時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歷史學家不是人類；那是像我父親一樣的人，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先知。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補充。現在，當我穿過國王學院，走在宏偉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從前的膽怯似乎顯得有些可笑。歷史是由誰書寫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為自己選擇的二十七歲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論文。十二月我在一間簡陋的小房間進行了論文答辯。我通過了答辯，回到倫敦。德魯在那裡找了份工作，我們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進楊百翰大學教室近十年後，我收到了劍橋大學的確認函：我是韋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經建立了新生活，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種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動離開，而是默默離開。我退縮了，逃離到大洋彼岸，讓父親為我講述我的故事，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下關於我的定論。我退讓了太多的土地——不僅僅是那座山，還有我們共同歷史的整個領域。

是時候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