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來到「教堂」走向父親時，我並沒覺得自己特別勇敢。我將自己視為一名偵察者：我到那裡是為了傳遞資訊，告訴爸爸肖恩曾經威脅過奧黛麗，因為爸爸會知道該怎麼做。

也許我很平靜是因為我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置身那裡。也許我越過大洋，在另一塊大陸上，在石頭拱門下閱讀休謨的著作。也許我當時正在國王學院裡飛奔，腋下夾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oninequality，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哲學著作。]。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我說肖恩開過一個要用槍射殺奧黛麗的玩笑，我覺得那是因為奧黛麗就他的行為與他當面對質過。爸爸盯著我，嘴唇上的皮膚繃得緊緊的。他喊母親過來。她來了，神情憂鬱。我不明白她為什麼不敢直視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說什麼？」爸爸說。

從那一刻起，談話變成一場審問。每當我千方百計暗示肖恩有暴力傾向，是個控制狂，爸爸就對我大吼：「你的證據呢？你有證據嗎？」

「我記在日記上了。」我說。

「去把它們拿來，我要看看。」

「我沒帶來。」我撒了一個謊，它們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沒有證據，我他媽的會怎麼想？」爸爸還在吼著。母親坐在沙發邊上，嘴巴斜張著，看上去極度痛苦。

「你不需要證據，」我平靜地說，「你見過。你們倆都見過。」

爸爸說，是不是把肖恩關在監獄裡任其爛掉，我才會開心；是不是我從劍橋回來，就為了讓家裡雞犬不寧。我說我不想讓肖恩進監獄，但需要對他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我轉向母親，等著她幫我說話，但她一聲不吭。她的眼睛緊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裡似的。

那一刻我意識到她不會開口，她會坐在那裡一言不發，留我一個人孤軍作戰。我努力想讓爸爸平靜下來，但我聲音顫抖而嘶啞。然後我放聲痛哭——抽泣爆發自我身體某處，來自多年來我不曾感受過、已經被忘卻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衛生間。我從腳到手指都在發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則爸爸永遠不會認真對待我——所以我用老辦法止住了痛哭：盯著鏡中自己的臉，指責它流下的每滴眼淚。這個過程如此熟悉，做這件事時，我在過去一年精心營造的幻想破碎了。虛偽的過去，虛假的未來，全都消失了。

我凝視著鏡中的自己。這面鏡子很迷人，有三塊嵌板，鑲著仿橡木邊框。我在童年、少女時代、青春期、成年之後，凝視的都是這同一面鏡子。身後的馬桶還是肖恩將我的頭按進去的那個，他曾在那裡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認自己是個妓女。

肖恩鬆開我後，我常常把自己鎖在這個衛生間裡。我會移動嵌板，直到鏡子上出現三張我的臉，然後我會盯著每一張臉，思索肖恩說了什麼，又逼我說了什麼，直到一切都開始變得真實，而不是說了幾句可以讓疼痛停止的話。現在我仍然靜靜地站在這裡，面對這面鏡子。還是同樣的臉，呈現在同樣的三塊嵌板中。

只不過這張臉變了，比以前老了，浮在一件柔軟的羊絨衫上方。但克里博士說得沒錯：讓這張臉，讓這個女人與眾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後面的東西，是她咬在齒間的東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讓人生不再一成不變。我無法用言辭描述自己看到了什麼，但我想是諸如信仰的東西。

我恢復了脆弱的平靜，從容地離開衛生間，像頭上頂著一個瓷盤一樣。我邁著均勻的小碎步慢慢穿過走廊。

「我要去睡覺了。」走到「小教堂」時我說，「我們明天再談。」

爸爸坐在桌旁，左手拿著電話。「我們現在就談，」他說，「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肖恩。他馬上就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