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一個月後，我寫了一篇論文，將埃德蒙·伯克與普布利烏斯進行比較，後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傑伊撰寫《聯邦黨人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和詹姆斯·麥迪遜三人為爭取批准新憲法在紐約報刊上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發表的一系列的憲法論文，首次整理結集出版於1788年。]時用的筆名。我幾乎有兩週沒怎麼睡覺：睜著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閱讀，就是在思考這些文字。

從父親那裡我學到，書籍要麼被崇拜，要麼被摒棄。上帝的書——摩門教先知和開國元勳們寫的書——不是用來好好研究的，而是用來好好珍惜的，因為它們堪稱完美。我被教導，像麥迪遜那樣的人的話，要被視為模板，我應當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進這個模子，按照它們完美無瑕的模型輪廓重塑自我。我讀這些書是為了學習該思考什麼，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與上帝無關的書則被驅逐，它們是一種危險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強大而狡猾。

為了撰寫論文，我不得不換一種方式讀書，不讓自己陷入恐懼或崇拜。伯克捍衛過英國君主制，因此父親會說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會允許家裡有這樣一本書。信任自己，去閱讀這些文字，讓我感到一陣激動。讀麥迪遜、漢密爾頓和傑伊的作品時，我也感受到類似的興奮，尤其是在我放棄他們的結論而支援伯克的觀點，或者是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這種閱讀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設：書並非兒戲，我也並不軟弱。

寫完這篇論文後，我把它發給了斯坦伯格教授。兩天後，又到了我們見面的時間。他隔著桌子盯著我，一言不發。我等著他開口說這篇論文是一場災難，是一種無知的思想的產物，說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結論太多。

「我在劍橋教了三十年書，」他說，「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論文之一。」

對侮辱我有備而來，但我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個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對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評論，但我什麼也沒聽到。我腦海中充滿了一個痛苦的需求：離開那個房間。那一刻，我不在劍橋大學的鐘塔裡。我重返十七歲，坐在一輛紅色吉普車裡，而我愛的男孩剛剛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殘忍。讚美對我來說是一種毒藥，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對我大喊大叫，他沒有這樣做反而讓我頭暈目眩。我的醜惡一面必須得到表達。如果不是用他的聲音來表達，我就需要用自己的聲音來表達。

我不記得是怎麼離開鐘塔的，也不記得那個下午是怎麼度過的。那天晚上有一個正式的晚宴。大禮堂被燭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開心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沒有著正裝，只穿了黑襯衫和黑褲子，我以為在昏暗的燭光下人們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我的朋友勞拉姍姍來遲。她解釋說她的父母來看望她，帶她去了法國。她剛回來。她穿了一條深紫色的百褶裙，裙襬在她膝蓋上方几英寸處。一時之間，我覺得這條裙子很淫蕩，直到她說這是她父親在巴黎給她買的。父親送的禮物不可能淫蕩。在我看來，父親送的禮物是一個明確的訊號，意味著自己的女兒不是妓女。我在這種不協調的矛盾中掙扎糾結——淫蕩的裙子，送給心愛女兒的禮物——直到晚餐結束，盤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導師會面，斯坦伯格教授說，如果我申請研究生院，無論選擇哪所大學，他都會確保我被錄取。「你去過哈佛嗎？」他說，「或者你更喜歡劍橋？」

我想象自己是一個身著黑色長袍的劍橋畢業生，大步穿過古老的走廊時，長袍沙沙作響。接下來的畫面是我蜷縮在衛生間，手臂擰向背後，頭伸進馬桶。我試著把注意力集中在畢業生的畫面，但我辦不到。我無法只去想象那個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畫面，而對另一個女孩視而不見。學者與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個是謊言。

「我不能去，」我說，「我付不起學費。」

「讓我去操心費用的問題吧。」斯坦伯格教授說。

八月下旬，我們在劍橋的最後一個晚上，大禮堂裡舉行了一場告別晚宴。我從未見過桌上擺著那麼多刀叉和高腳杯；在燭光的映照下，牆上的油畫光影錯落。我既感覺暴露在優雅的環境中，又感覺自己仿若無形。其他學生經過時，我盯著他們，看著每一條絲質連衣裙、每一隻濃妝豔抹的眼睛。它們的美麗讓我迷醉。

吃飯時，我一邊聽著朋友們愉快地聊天，一邊盼望回到自己的房間獨處。斯坦伯格教授坐在高桌旁。每一次我瞥到他，就會感到一種古老的本能在起作用，讓我肌肉繃緊，隨時準備逃跑。

甜點一上，我就離開了大禮堂。從那些精緻美麗的人和事物中逃離出來是一種解脫——我允許自己不可愛，但不是給人當綠葉。克里博士見我離開，也跟了上來。

外面一片漆黑。草坪是黑的，天空更黑。白堊色的光柱從地面升起，照亮了教堂，讓它在夜空的映襯下，像月亮一樣閃閃發光。

「你給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說，與我並肩而行，「希望他給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這邊走，」他說著，轉向教堂，「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跟在他身後，注意到自己的腳步是無聲的，意識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樣優雅地在石頭上發出嗒嗒的敲擊聲。

克里博士說他一直在觀察我。「你表現得像是在假扮別人。好像你覺得你的生活全靠偽裝。」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什麼也沒說。

「你從沒有想過，」他說，「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樣有權待在這裡。」他等待我做出解釋。

「我更喜歡給別人上菜，」我說，「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應該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說你是一個學者——我聽他說你是塊‘純金’——那麼你就是。」

「這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說，「一切都閃閃發光。」

「你千萬別這樣想，」克里博士提高聲音說，「你不是愚人金[fool’sgold，指黃鐵礦，即看似黃金的物質。]，只在特定的光線下才發光。無論你成為誰，無論你把自己變成了什麼，那就是你本來的樣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劍橋，而是在於你自己。你就是黃金。回到楊百翰大學，甚至回到你家鄉的那座山，都不會改變你是誰。那可能會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甚至也會改變你對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黃金，在某些光線下也會顯得晦暗——但那只是錯覺。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話，重塑自我，但我從來沒有那樣的信心。無論我把回憶埋得多深，無論我如何緊閉雙眼對抗它們，當我想到自己，腦海中浮現的形象是那個女孩，在衛生間、在停車場的那個女孩。

我不能告訴克里博士關於那個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訴他，我不能回到劍橋，是因為在這裡，我人生中的每一個暴力和墮落時刻更為凸顯。在楊百翰大學，我幾乎可以忘記，讓過去的留在過去。但這裡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過於夢幻。比起石頭尖頂，記憶更加真實，更加可信。

對我來說，我假裝自己不屬於劍橋還有其他與階級和地位有關的原因：因為我很窮，從小就很窮。因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頂的風中而不傾斜。這就是那個不屬於劍橋的人：這次她是屋頂工人，不是那個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記裡寫道：我可以上學，可以買新衣服，但我始終是塔拉·韋斯特弗。我做過的工作沒有一個劍橋學生會去做。不管怎麼打扮，我們始終不同。衣服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內心裡有什麼東西腐爛了，惡臭熏天，令人作嘔，僅憑衣服無法掩蓋。

我不確定克里博士是否對此有所懷疑。但他明白，我執著於衣服，把它們作為我不屬於這裡、也不能屬於這裡的象徵。臨走前他最後對我說的一句話，讓我站在教堂旁邊，驚訝得一動不動。

「決定你是誰的最強大因素來自你的內心。」他說，「斯坦伯格教授說這是《賣花女》。想想那個故事吧，塔拉。」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如炬，聲音洪亮，「她只是一個穿著漂亮衣服的倫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時，她穿什麼衣服已經無關緊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