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楊百翰大學本意是學習音樂，以便將來有一天能指揮教堂唱詩班。但是那個學期——大三的秋季學期——我沒有選任何音樂課程。我無法解釋，為何我放棄了高等音樂理論，轉而選擇地理和比較政治學；為何放棄了視唱，轉而選擇猶太曆史。但當我在目錄中看到這些課程，大聲讀出它們的名稱時，我感受到一種永恆，我想嚐嚐那種永恆的味道。

我聽了四個月的地理、歷史和政治講座，瞭解了瑪格麗特·撒切爾和三八線；學習了世界各地的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知道了猶太人流散以及《錫安長老會紀要》[theprotocolsoftheeldersofzion，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猶太主題的書。]的奇怪歷史。學期結束時，我感覺到世界的廣大，很難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廚房，甚至回到廚房隔壁房間的鋼琴旁，是什麼樣子。

這引起了我的一種危機意識。我對音樂的熱愛和對學習音樂的渴望與我對女人的理解可以相容幷蓄。我對歷史、政治和國際事務的熱愛並非如此。然而它們在召喚著我。

期末考試前的幾天，我和朋友喬希在一間空教室坐了一個小時。他在檢查就讀法學院的申請，我在考慮下學期選什麼課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問，「你還會學法律嗎？」

喬希頭也沒抬，說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會想學法律的。」

「但從我認識你以來，你口口聲聲只談論法學院，」我說，「學法律是你的夢想，難道不是嗎？」

「沒錯，」他承認道，「但假如我是女人，情況就不一樣了。女人天生不同。她們沒有這個野心。她們的野心在孩子身上。」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我知道他在說什麼似的。我的確知道。我笑了，有幾秒鐘我們達成了一致。

接著我又問：「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覺和現在一模一樣呢？」

喬希出神地盯著牆壁看了一會兒，認真思考這個問題。過了片刻，他說：「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問題。」

自從學期開始我第一次去上國際事務課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身為女人，我卻對女性化的東西不感興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決定去諮詢一位教授。我選擇去問猶太曆史課教授克里博士，因為他人很安靜，說話柔聲細語。克里博士個子不高，有一雙黑眼睛，表情嚴肅。即使在大熱天，他講課時也穿著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輕輕地敲了敲他辦公室的門，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應似的，但很快我就默默地坐到了他的對面。我不知道我的問題是什麼，克里博士也沒有問。他只提出了一些一般的問題——我的成績怎麼樣，在修什麼課程。他問我為什麼選猶太曆史課，我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說幾個學期前我才聽說了大屠殺，我想知道更多。

「你什麼時候聽說大屠殺的？」他問。

「來楊百翰大學後。」

「你們學校沒教過這個嗎？」

「他們可能會教吧，」我說，「只不過我沒上學。」

「那你去哪兒了？」

我儘可能地解釋，說我的父母不相信公共教育，讓我們待在家裡。我說完時，他兩手十指交叉，好像在思考一道難題：「我覺得你該自我拓展一下。看看會發生什麼。」

「怎樣拓展自我？」

他突然身體前傾，彷彿剛剛有了一個主意。「你聽說過劍橋嗎？」我沒有聽說過。「那是一所英國大學，」他說，「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在那裡為學生組織了一個留學專案。競爭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會被錄取，但如果被錄取了，這個專案會讓你對自己的能力有所瞭解。」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著該如何理解這次談話。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議，能讓我作為妻子與母親的使命與個人興趣並行不悖。但他對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說：「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後再決定你是誰。」

我申請了這個專案。

埃米莉懷孕了。過程不太順利。懷孕的前三個月她差點兒流產，現在孕期快二十週了，她開始出現宮縮。身為助產士的母親給她服用了聖約翰麥芽汁和其他藥劑。宮縮有所減輕，但仍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