檁條洗乾淨後，我呼喚肖恩。他舉著焊接護罩，從一根工字梁現身。一看到我，他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我們的黑鬼回來了！」他說。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縱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於我多次擦拭臉上的汗，等到我們歇工吃晚飯時，我的鼻子和臉頰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驚訝，但並不感到陌生。我聽爸爸用過這個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知道它的意思。但從另一種意義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義。我只在教堂見過一個黑人，是個小女孩，某戶人家的養女。爸爸顯然不是在說她。

整個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夾鉗給我拿來！」或是：「該吃午飯了，黑鬼！」這個稱呼從未讓我有過片刻的躊躇不安。

接著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進入一所大學，在那裡我漫步走進一間禮堂，聽了一場關於美國曆史的講座，它讓我睜大雙眼，思緒萬千。講課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爾博士，他聲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對奴隸制略知一二；我聽爸爸談起過，也在爸爸最喜歡的關於美國建國的書中讀到過。我讀到過，殖民時期的奴隸比他們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為主人還要負擔照顧他們的費用。我當時覺得頗有道理。

金伯爾博士講授奴隸制那天，他頭頂的螢幕上是一幅關於奴隸市場的炭筆素描。螢幕很大，就像電影院的螢幕一樣，佔據了整個房間。畫上是一片混亂的場面。女人們站著，全裸或半裸，被鎖鏈鎖著，被男人們團團圍住。投影機咔嗒一聲，切換到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過度曝光，讓這張照片很有象徵性。照片上，一個人面對鏡頭坐著，上身赤裸，露出地圖般縱橫交錯的凸起的傷疤。遭受的凌辱讓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來的幾周，我見到了更多的照片。幾年前我扮演安妮時就聽說過經濟大蕭條，但幻燈片上戴著帽子、穿著長外套、排著長隊站在施粥所前的人們還是讓我感到新鮮。金伯爾博士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螢幕上出現了一排排戰鬥機，散佈在被炸燬的城市的殘骸上。還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羅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投影儀的燈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進禮堂時，螢幕上出現了許多新面孔，他們都是黑人。自從那次關於奴隸制的講座後，螢幕上就再沒出現過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記得有過。我已經忘記了他們，這些美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我從沒試著想象奴隸制的終結：毫無疑問，正義的呼聲廣為人知，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金伯爾博士開始講授民權運動時，我就是這樣的心態。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錯了。我記得《奴隸解放宣言》[時任美國總統林肯於1862年9月頒佈《奴隸解放宣言》，規定從1863年1月1日起美國各州奴隸應被視為自由人。]是一八六三年頒佈的。我無法解釋這一百年間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輸入錯誤。我把日期抄在筆記上，加了一個問號，但隨著螢幕上閃現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個世紀變得清晰起來。它們雖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題是現代的——栩栩如生，意義明確。它們不是來自另一個時代乾巴巴的靜物照，它們捕捉到了運動的瞬間。遊行。警察。消防隊員將水管對準年輕人。

金伯爾博士列舉了一串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他從羅莎·帕克斯[rosaparks（1913－2005），美國民權運動領袖，因拒絕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公共汽車上給一名白人男子讓座，從而引發了全國民權運動。]開始講。一幅畫面顯示，一名警察將一個婦女的手指按進一塊墨水海綿。金伯爾博士說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落座。我把他的話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原文中的「takeaseat」，有「落座」「拿了一個座位」之意。]，儘管這聽上去是一種奇怪的偷竊。

她的照片換成另一個人的，一個身穿白襯衫的黑人男孩，繫著領帶，戴一頂圓邊帽。我沒有聽他的故事。我還在想羅莎·帕克斯，怎麼會有人去偷公共汽車的座位。接著圖片切換成一具屍體，我聽到金伯爾博士說：「他們把他的屍體從河裡拖了出來。」

照片下面有一個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識到一九五五年母親四歲了，這種意識讓我和艾米特·提爾[emmetttill（1941－1955），即上文提到的照片中的男孩，十四歲時因朝白人婦女吹口哨而被毆打致死，白人兇手卻被判無罪。]之間的距離轟然倒塌。我與這個被害男孩的距離可以以我所認識的人的年歲來衡量。這種衡量方法並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或地質變遷——文明的墮落、山脈的侵蝕——為參照，而是以人的皺紋，以我母親臉上的皺紋為參照。

下一個名字是馬丁·路德·金。我以前從未見過他的臉，也從未聽過他的名字，過了幾分鐘我才明白金伯爾博士說的並不是我聽說過的馬丁·路德。我花了幾分鐘才將名字和螢幕上的影像聯絡起來——一名皮膚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擁著。我剛弄明白他是誰，剛瞭解到他為什麼在那裡發表演說，便被告知他被人謀殺了。我仍然那麼無知，以至於為此震驚不已。

「我們的黑鬼回來了！」

我不知道肖恩在我的臉上看到了什麼——是震驚、憤怒還是茫然的表情。不管是什麼，他都為此感到高興。他終於發現了一個弱點，一個痛處。再假裝漠不關心已經太遲了。

「別那麼叫我，」我說，「你不知道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知道，」他說，「你臉上全黑了，像個黑鬼。」

整個下午以及接下來的暑假，我都是黑鬼。以前的一千次，我都無動於衷。如果有任何反應，我也只是被逗樂了，覺得肖恩聰明。現在我想堵住他的嘴。或者讓他坐下來給他一本歷史書，只要不是父親放在起居室裡裱好的美國憲法影印件下面的那本。

我說不清這個稱呼給我什麼感受。肖恩這樣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鎖在過去，困在過去的自我中。但這個詞並未讓我就範，反而將我送往別外。每次他說「嘿，黑鬼，開起吊杆」，或是「給我拿個水平儀，黑鬼」，我就彷彿回到了大學，回到了那間禮堂——我窺見人類的歷史並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羅莎·帕克斯、艾米特·提爾和馬丁·路德·金的事蹟。那個夏天，我看到他們的臉浮現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檁條上，於是最後，我終於明白過來一個本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有的人反對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須從某些人那裡奪取自由。

我覺得哥哥不是那種人；我想我永遠都不會那樣看待他。但無論如何，有些事情還是發生了變化。我開始了一段覺醒之路，對哥哥，對父親，以及對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我已覺察出我們是如何被別人給予我們的傳統所塑造，而這個傳統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我開始明白，我們為一種話語發聲，這種話語的唯一目的是喪失人性和殘酷地對待他人——因為培養這種話語更容易，因為保有權力總是讓人感覺在前進。

在那些在叉車裡度過的汗流浹背的炎熱的下午，我無法清楚地表述出這些。那時的我還未掌握現在的語言。但我明白了一個事實：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過，現在我笑不出來了。這個詞沒有變，肖恩說出它的方式也沒有變，只是我的耳朵變了。它們聽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們聽見的是一個訊號，一種穿越時間的召喚，得到的回應是一種越來越堅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許自己在一場我並不理解的衝突中首當其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