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期結束後，我回到巴克峰。幾周後，楊百翰大學將公佈成績，屆時我就會知道秋天能否回去了。

我在日記裡寫滿了承諾，發誓一定要遠離廢料場。我需要錢——爸爸會說我現在窮得叮噹響——於是我又回到斯托克斯商店，幹起老本行。在下午生意最忙的時候我去了店裡，我知道那時候他們人手不夠。果然，我找到經理時，他正在裝雜貨。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做這個，他打量了我三秒，然後將圍裙從頭上摘下來遞給我。副經理朝我眨眨眼：就是她建議我在生意高峰期過來問的。斯托克斯商店的某些方面——筆直乾淨的過道，熱情友好的同事——讓我感到安心和快樂。這麼描述一間雜貨店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確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我從後門回到家時，爸爸正在等我。他看到圍裙，說：「這個暑假你要為我幹活。」

「我在斯托克斯商店上班。」我說。

「你覺得現在有能耐了，拆解廢品讓你掉價了？」他提高了嗓門，「這是你家。你屬於這裡。」

爸爸臉色憔悴，眼睛充血。他度過了一個異常糟糕的冬天。秋天，他投資了一大筆錢購買新的建築裝置——一臺挖掘機、一臺載人升降機、一輛焊接拖車。到了春天，這些裝置全都沒了。盧克不小心點燃了焊接拖車，將它燒成了灰燼；載人升降機從拖車上掉下來，因為有人——我沒問是誰——沒把它固定好；挖掘機已進了廢料堆，肖恩用大拖車拉它時轉彎速度過快，撞上了卡車。不幸中的萬幸是，肖恩從殘骸中爬了出來，儘管他撞了頭，把事故發生前的事都忘了。卡車、拖車和挖掘機全部報廢。

爸爸的堅決深深印刻在他的臉上，也印刻在他的聲音中，他語氣的嚴厲之中。他必須贏得這場對峙。他相信，如果我加入小工隊，事故和挫折就會減少。「雖然你比柏油向山上倒流還慢，」以前他多次這樣說我，「但你幹活時不會弄壞東西。」

但是我不能做這個工作，因為這麼做就意味著倒退回過去。我已經搬回家來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間，回到我過去的生活。如果我再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來就穿上鋼頭靴跋涉至廢料場，那就好像過去的四個月什麼都不曾發生，彷彿我從未離開。

我推開爸爸，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母親來敲門。她靜靜地走進房間，輕輕地坐在床上，我幾乎感覺不到她坐在我身邊。我以為她會說出上次說過的話。然後我會提醒她我才十七歲，她便會像上次那樣讓我留下來。

「這是你幫爸爸的一個機會，」她說，「他需要你。他雖然從不說出口，但他需要你。該怎麼選擇看你的了。」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如果你不幫他，就不能在這裡住。你得另找地方。」

第二天早上四點，我開車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個小時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回到家時，發現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們拿回屋子。母親正在廚房調變精油，見我穿著溼淋淋的襯衫和牛仔褲走過，她什麼也沒說。

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溼透了地毯。我隨身帶了一部手機，盯著它看，不知道能做什麼。沒有可以打電話的人。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人可以打電話。

我撥通了在印第安納州的泰勒的電話。「我不想在廢料場幹活。」他接起電話時，我哽咽著說。

「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的聲音聽上去充滿擔憂，肯定是以為又出什麼事故了，「大家都還好吧？」

「都很好，」我說，「但是爸爸說我必須在廢料場幹活，否則就不能住在家裡，但我再也不想幹那個了。」我的聲音顫抖著，語調高得不自然。

泰勒說：「你想讓我做什麼？」

回想起來，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幫上什麼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聽到了一個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幫你什麼？我開始動搖了，我覺得頭暈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來，在我的腦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後求救的物件。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是我可以拉動的一根有力的槓桿。但現在我拉了這根槓桿，才明白其實它徒勞無用。它根本不能做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泰勒說。

「沒什麼。一切都好。」

我掛上電話，又撥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電話。是副經理接的。「今天的活兒幹完了吧？」她用歡快的聲音問。我向她道歉，告訴她我要辭職，然後掛了電話。我開啟壁櫥，我的廢料場專用靴就放在裡面，四個月前我把它們收了起來。我穿上靴子，感覺自己從未脫下過它們。

爸爸正在叉車裡，剷起一堆瓦楞鐵皮。他需要個人手將木塊放在拖車上，這樣他就可以卸貨了。看到我時，他將鐵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著上去。我騎上那堆東西，上了拖車。

我對大學的記憶很快變淡。鉛筆在紙上寫字的沙沙聲，投影儀切換下一張幻燈片的咔嗒聲，下課時響起的鐘鳴聲——所有聲音都被丁零噹啷的鐵皮撞擊聲和柴油發動機的轟鳴聲淹沒了。在廢料場待了一個月後，楊百翰大學就像一個夢，某種我想象出來的東西。現在，夢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