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並沒有在江邊自刎。
這並不是那出戲。想那虞姬,誑得霸王佩劍,自刎以斷情。霸王逃至烏江,亭長駕船相迎,他不肯渡江。蓋自會稽起義,有八千子弟相從,至此無一生還,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現實中,霸王卻毫不後顧,渡江去了。他沒有自刎,他沒有為國而死。因為這「國」,不要他。但過了烏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時代有大時代的命運,末路的霸王,還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著?留得青山在,已經沒柴燒。
「別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喂,是不是買?要什麼牌子?」那電器鋪子的職員見小樓專注地看電視,馬上過來用這種招式趕客,以免他們佔住門口一席位。
「對不起,看看吧。」寄人籬下,小樓只好識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這熱鬧繽紛的偉大節日,所以小樓走前一點,又在一間涼茶鋪前駐足,與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細追認。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幫」這審訊特輯,許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視率最高之電視節目了。江青,舉世矚目,昂首上庭,她說:「革命是一個階級試圖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採用的暴力。」她說:「我,與毛主席共患難,戰爭時,在前線,惟一留在他身邊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們都躲到哪裡去啦?」她說:「我只有一個頭,拿去吧!」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記不起!」她說:「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這戲明顯地經過彩排剪輯。江青受審的時候是六十六歲。一般六十六歲的老人,若不是因為她,和她背後的偉人,應該含飴弄孫靜享晚年,不過,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個海,並無切膚之痛,只見老婦人火爆,都鼓起掌來。
「譁!這婆娘好凶!」
「喂,給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謝謝!你慢用!」
小樓落寞地,退出場子。塵滿面鬢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輛「回廠」的電車,駛過小樓身畔。
小樓傾盡所有,竭盡所能逃來香港。最初他便是在電車公司上班。勞改令他的身子粗壯,可以捱更抵夜。
在這美麗的香港,華燈初上,電車悠悠地自上環駛向跑馬地。叮鈴的響聲,寂寞的夜,車軌一望無際,人和車都不敢逾越。
「回廠」的電車到了總站,換往另一路軌行駛時,需用長竹竿吧電纜從這頭駁過那頭。扎著馬步,持著長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當年曾踏開四平大馬的霸王。可是他勉強支撐,有點抖,來回了數番,終於才亮了燈,車才叮叮地開走。由一條路軌,轉至別一條路軌。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賴以過活的,是他以前駕駛電車的同事,兒子申請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層物業隱瞞不報,在未處置之前,找小樓看屋,給他一點錢。小樓申請到公共援助,又把這情況隱瞞不報,於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發有外快,社會福利署便會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點看不起自己。
但營營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倆,好騙政府少許補助。像穴居的蟲兒,偶爾把頭伸出來,馬上縮回去;不縮回去,連穴也沒有。而香港,正是一個窮和窄的地方,窮和窄,都是自「穴」字開始。
小樓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樂里附近。他喜歡「天樂里」。他記得,剛解放那年,他與蝶衣粉墨登場,在天橋,天樂戲院。大張的戲報,大紅底,灑著碎金點,書了斗大的《霸王別姬》。天橋,變戲法,說書場,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棗粽子,吹糖人,茶館但小樓,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壞了,從此沒再唱過半句戲。見到天樂兩個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親切。
樓下還有警察抽查身分證。剛檢視完一個飛型青年,便把他喚住:
「阿伯,身分證。」
小樓趕忙掏出來,恭敬珍重地遞上。他指點著:
「阿sir,我是綠印的!」
一九八二年開始,香港政府為遏止偷渡熱潮,實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樓的「綠印」,令他與別不同,胸有成竹。他來得夠早,那時,只要一逃進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個小胖子敲鐵閘,小樓過去開閘,讓他進來。小胖子才讀四年級,他喜歡過來隔壁這個老伯的空屋中玩龜。
今天不見了那龜。
小胖子問:「上海佬,龜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樓用半鹹淡的廣東話強調:「我講過很多遍,我是北京來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麼不同?」
小樓無法解釋,他有他的驕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龜呢?」
他環視小樓的空屋。一張枯藤椅,一張木板床,床腳斷了一截,卻沒有倒塌,啊!原來小樓捉了那隻龜,墊著床腳,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頂著,活著,支撐著整張床。
龜旁有一小碟飯和水。
「有沒有搞錯?」小胖子大叫:「它會死的!」
他懶得同小孩談論生死。本身沒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慣見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邊時,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間,傳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鬥爭,目睹有人雙腿被鋸斷,滿口牙齒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樓想,北洋,民國,日治,國共內戰,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中國死了多少人?中國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緣慳福薄的民族。蠢!總是不知就裡地,自己的骷髏便成了王者寶座的墊腳石——但不要緊,小孩一個個被生下來,時間無邊無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億算什麼?荒廢了十年算什麼?小樓面對小孩鮮嫩的歲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畢竟還沒死。
「很悶呀,沒好玩的,我走了。」連小孩也跑掉。
還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著這個無禮但又活潑的小胖子。他懂什麼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聽說打倒四人幫之後,北京的小學生被教育著,上體育課,是用石塊扔擲一些稻草人,上面畫著江青的像。小孩扔擲得很興奮——但,「萬一」江青若干年後被「平反」了,這些小孩,豈非又做「錯」了?
大人都喜歡假借小孩的力量來洩憤。這是新中國的教育方針。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興的時候,來教小樓玩一種電子遊戲機,是一個傻瓜千方百計要走入一間屋子內,在投奔的過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錘,鋸等雜物,中了頭顱,他就一命嗚呼。但有三次「死」的機會——多像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
小樓手指不甚靈活,總是很快便玩完了。「一聽到音樂聲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這樣的嘲笑他。
音樂?對了,他很久很久,沒聽過任何音樂了。他殘餘的生命中,再也沒有音樂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長,怎麼也過不完。
幸好他擁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電車。他愛上游車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這種胡琴上弦動的節奏,才適合他「天亡我楚,非戰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霧溼而不快。
小樓為了謀殺時間,由灣仔坐到筲箕灣。途經北角新光戲院,正在換畫片,又有表演團訪港了。他沒留神。後來又筲箕灣坐回灣仔。自昏暈的玻璃外望,十分驚愕——
「程蝶衣」
他赫然見到這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