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看著一個男人將橄欖球扔給他的兒子，告訴他不可橫臂投球，要舉過肩膀。我抬起頭，望見兩隻紅色的風箏，拖著藍色的長尾巴。它們越過公園西端的樹林，越過風車。

我想起掛電話之前拉辛汗所說的一句話。他不經意間提起，卻宛如經過深思熟慮。我閉上眼，看見他在嘈雜的長途電話線那端，看見他歪著頭，嘴唇微微分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測的黑色眼珠中，有些東西暗示著我們之間未經說出的秘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這些年來的懷疑是對的。他知道阿塞夫、風箏、錢，還有那個指標閃光的手錶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來吧。這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掛電話之前說了這句話。不經意間提起，卻宛如經過深思熟慮。

再次成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媽媽打電話。「不會太久的，親愛的媽媽。一個星期吧，也許兩個……是的，你跟爸爸可以來陪我住……」

兩年前，將軍摔斷了右邊髖骨。那時他的偏頭痛又剛剛發作過，他從房間裡出來，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鬆脫的邊緣絆倒。聽到他的慘叫，雅米拉阿姨從廚房跑出來。「聽起來就像是一根掃把斷成兩半。」她總是喜歡那麼說，雖然大夫說她不太可能聽到那樣的聲音。將軍摔斷髖骨之後出現了諸多併發症狀，有肺炎、敗血症，在療養院度過不少時日，雅米拉阿姨結束長期以來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自憐自艾，而開始對將軍的病況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說，大夫告訴他們，他的腎功能衰退了。「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阿富汗人的腎，是吧？」她驕傲地說。至於將軍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將軍身邊輕輕哼唱，直到他人眠，在喀布林的時候，那些歌謠也曾從爸爸那個嘶嘶作響的破舊變頻收音

機裡傳出來。

將軍的病痛——還有時間——緩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間的僵局。他們會一起散步，週六出去下館子，而且，將軍偶爾還會去聽她講課。他身穿那發亮的灰色舊西裝，膝蓋上橫擺著柺杖，微笑著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他有時甚至還做筆記。

那天夜裡，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後背貼著我的胸膛，我的臉埋在她秀髮裡面。我記得過去，我們總是額頭抵額頭躺著，纏綿擁吻，低聲呻吟，直到我們的眼睛不知不覺間閉上，細說著她那纖細彎曲的腳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談、第一次散步。

如今我們偶爾也會這樣，不過低語的是關於學校、我的新書，也為某人在宴會穿了不得體的衣服咯咯發笑。我們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愛之後，我的全部感覺只是如釋重負：終於做完了，終於可以放任思緒飄散了，至少可以有那麼一時半會兒，忘記我們適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勞無功。雖然她從沒提起，但我知道有時索拉雅也有這樣的感覺。

在那些夜晚，我們會各自蜷縮在床的兩邊，讓我們的恩人來解救我們。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我的永遠是一本書。

拉辛汗打電話來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剌穿黑暗、在牆壁上投射出來的銀光。也許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夢見哈桑在雪地奔跑，綠色長袍的後襬拖在他身後，黑色的橡膠靴子踩得積雪吱吱響。他舉臂揮舞：為你，千千萬萬遍！

一週之後，我上了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兩個地勤人員把擋住機輪的東西搬開。飛機滑行，離開航站樓，很快，我們騰空而上，刺穿雲層。我將頭靠在窗子上，徒勞地等著入眠。

第十五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著陸三個小時之後，我坐在一輛瀰漫著煙味的計程車破舊的後座上。

汗津津的司機個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著煙，自我介紹說他叫戈藍。他開起車來毫無顧忌，橫衝直撞，每每與其他車輛擦身而過，一路上滔滔不絕的話語片刻不停地從他口中湧出來：「……你的祖國發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訴你，穆斯林必須幫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帶著禮貌點頭稱是。

1981年，爸爸和我在這裡住過幾個月，腦海裡依然認得白沙瓦。現在我們在雅姆魯德路往西開著，路過兵站，還有那些高牆聳立的豪宅。這喧囂的城市匆匆後退，讓我想起記憶中的喀布林，比這裡更繁忙、更擁擠，特別是雞市，哈桑和我

過去常常去那兒，買酸辣醬醃過的土豆和櫻桃水。街路上擠滿了腳踏車、摩肩接踵的行人，還有冒出嫋嫋藍煙的黃包車，所有這些，都在迷宮般的狹窄巷道穿來插去。擁擠的小攤排成一行行，留著鬍子的小販在地面擺開一張張薄薄的褥子，兜售獸皮燈罩、地毯、繡花披肩和銅器。這座城市喧鬧非凡，小販的叫賣聲、震耳欲聾的印度音樂聲、黃包車高喊讓路的叫聲、馬車的叮叮噹噹聲，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邊迴盪。還有各種各樣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愛的燉肉味、柴油機的煙味，還有腐爛物、垃圾、糞便的臭味，紛紛飄進車窗，撲鼻而來。

駛過白沙瓦大學的紅磚房子之後不久，我們進入了一個區域，那個饒舌的司機稱之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鋪、售賣地毯的小販、烤肉攤，還有雙手髒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菸，窗戶上貼著阿富汗地圖的小餐館，廁身其中的是眾多救助機構。「這個地區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們做生意，不過多數很窮。」他「嘖」了一聲，嘆了口氣，「反正，我們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後一次見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離喀布林那晚，他前來道別。我記得爸爸和他在門廊擁抱，輕聲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國之後，他和拉辛汗保持聯絡。

他們每年會交談上那麼四五次，有時爸爸會把聽筒給我。最後一次和拉辛汗說話是在爸爸去世後不久。死訊傳到喀布林，他打電話來。我們只說了幾分鐘，電話線就斷了。

司機停在一座房子前，這房子位於兩條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車錢，提起僅有的一個箱子，走進那雕刻精美的大門。這座建築有木板陽臺和敞開的窗戶，窗外多數晾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