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親她的臉頰，駛離路邊。我邊開車邊尋思自己何以與眾不同。也許那是因為我在男人堆中長大，在我成長的時候，身旁沒有女人，從未切身體會到阿富汗社會有時對待女人的雙重標準。也許那是因為爸爸，他是非同尋常的阿富汗父親，依照自己規則生活的自由人士，他總是先看社會規範是否人情入理，才決定遵從還是拒絕。但我認為，我不在乎別人的過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我自己也有過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爸爸死後不久，索拉雅和我搬進弗裡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離將軍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幾條街。索拉雅的雙親給我們買了棕色的沙發，還有一套日本產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產的高檔瓷器品牌]，作為喬遷之禮。將軍還額外送我一份禮物，嶄新的ibm打字機。他用法爾西語寫了一張字條，塞在箱子裡面：親愛的阿米爾：我希望你從這鍵盤上發現很多故事。伊克伯?塔赫裡將軍。

我賣掉爸爸的大眾巴士，時至今日，我再也沒回到跳蚤市場去。每逢週五，我會開車到墓地去，有時，我發現墓碑上擺著一束新鮮的小蒼蘭，就知道索拉雅剛剛來過。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變得波瀾不興，像例行公事。我們共用牙刷和襪子，交換著看晨報。她睡在床的右邊，我喜歡睡在左邊。她喜歡鬆軟的枕頭，我喜歡硬的。她喜歡像吃點心那樣幹吃早餐麥片，然後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聖荷塞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維爾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輪班看守太陽谷某家傢俱倉庫。工作極其無聊，但也帶來相當的好處：下午六點之後，人們統統離開，倉庫的沙發堆至天花板，一排排蓋著塑膠覆膜，陰影爬上它們之間的通道，我掏出書本學習。正是在傢俱倉庫那間瀰漫著松香除臭劑的辦公室，我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著進了聖荷塞州立大學，主修教育，這令她父親大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幹嗎要這樣浪費自己的天分，」某天用過晚飯後，將軍說，「你知道嗎，親愛的阿米爾，她念高中的時候所有課程都得優秀？」他轉向她，「像你這樣的聰明女孩，應該去當律師，當政治科學家。並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獲

自由之後，你可以幫忙起草新的憲法。像你這樣聰明的年輕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們甚至會讓你當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縮，繃緊了臉。「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結了婚的婦女。還有，他們也需要教師。」

「誰都可以當教師。」

「還有米飯嗎，媽媽？」索拉雅說。在將軍找藉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後，雅米拉阿姨試著安慰索拉雅。

「他沒有惡意，」她說，「他只是希望你出人頭地。」

「那麼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說他有個當律師的女兒。又是一個軍功章。」索拉雅說。

「胡說八道！」

「出人頭地，」索拉雅不屑地說，「至少我不喜歡他，當人們跟俄國佬幹仗，他只是坐在那兒，乾等塵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機而入，去要回他那個一點也不高貴的官職。教書也許清貧，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愛的，順便說一下，它比領救濟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說還休：「要是他聽到你這麼說，以後再也不會跟你搭腔了。」

「別擔心，」索拉雅不耐煩地說，將紙巾丟在盤子裡，「我不會傷害他那寶貝的尊嚴。」

1988年夏季，俄國人從阿富汗撤軍之前約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說，講述父與子的故事，背景設在喀布林，大部分是用將軍送的打字機寫出來的。我給十幾家出版機構寄去徵詢信。8月某天，我開啟信箱，看到有個紐約的出版機構來函索取完整的書稿，我高興得呆住了。

次日我把書稿寄出。索拉雅親了那包紮妥當的書稿，雅米拉阿姨堅持讓我們將它從《可蘭經》下穿過。她說要是我書稿被接受，她就會替我感謝真主，宰一頭羊，把肉分給窮人。

「拜託，別宰羊，親愛的阿姨。」我說，親了親她的臉頰。「只要把錢分給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別殺羊。」

隔了六個星期，有個叫馬丁?格林瓦特的傢伙從紐約給我打電話，許諾當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訴了索拉雅：「僅僅有了代理機構，並不意味著我的書能夠出版。如果馬丁把小說賣掉，我們到時再慶祝不遲。」

一個月後，馬丁來電話，說我就要成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說家。我告訴索拉雅，她尖叫起來。

那天晚上，我們做了豐盛的晚飯，請來索拉雅的父母，以示慶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飯糰——米飯包著肉丸——和杏仁布丁。將軍眼裡泛著淚花，說他為我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