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填滿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車場。在那座建築後面光禿禿的草坪上，亂七八糟地停放著眾多轎車和越野車。人們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開上三四條街，才能找到停車位。清真寺的男人區是個巨大的正方形房間，鋪著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男人們把鞋脫在門口，魚貫進入房間，盤膝坐在褥子上。有個毛拉對著麥克風，誦讀《可蘭經》的章節。根據風俗，我作為死者的家人坐在門邊。塔赫裡將軍坐在我身邊。透過洞開的大門，我看見轎車越停越多，陽光在它們的擋風玻璃上閃耀。從車上跳下乘客，男人穿著黑色的西裝，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頭部則籠罩白色面紗。

《可蘭經》的經文在屋子裡迴盪，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鬥那個古老的傳說。爸爸畢生都在和熊搏鬥。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獨自把兒子撫養成人；離開他深愛的家園，他的祖國；遭受貧窮、屈辱。而到了最後，終於來了一隻他無法打敗的熊。但即便這樣，他也絕不妥協。

每輪禱告過後，成群的哀悼者排著隊，他們在退出的時候安慰我。我盡人子之責，和他們握手。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禮節地微笑，感謝他們的祝願，傾聽他們提到爸爸時的言語。

「……幫我在泰曼尼蓋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無路，他借錢給我……」

「……他與我一面之緣，幫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聽到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來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們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終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兒子」。如今他走了。

爸爸再也不會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想到這個，我不由害怕。早些時候，在公共墓地那塊小小的穆斯林墓區，我看著他們將爸爸放到墓穴裡面。毛拉和另外一個男人開始爭論，在下葬的時候究竟該引用哪段《可蘭經》經文才算正確。若非塔赫裡將軍插手，他們一定鬧得不可開交。毛拉選了一段經文，將其頌讀出來，鄙夷地望著那個人。我看著他們將第一鏟泥土丟進爸爸墓穴，然後走開。我走到墓園的另一邊，坐在一株紅楓樹的陰影下面。

最後一批哀悼者已經致哀完畢，清真寺人去樓空，只有那個毛拉在收起麥克風，用一塊綠布裹起《可蘭經》。將軍和我走進黃昏的陽光中。我們走下臺階，走過一群吸菸的男人。我零星聽到他們談話，下個週末在尤寧城有場足球賽，聖克拉拉新開了一家阿富汗餐廳。生活已然在前進，留下爸爸在後面。

「你怎麼樣，我的孩子？」塔赫裡將軍說。我咬緊牙齒，將忍了一整天的淚水嚥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說。

「好的。」

我走進清真寺的女人區。索拉雅和她媽媽站在臺階上，還有幾個我似乎在婚禮上見過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親說了幾句話，向我走來。

「可以陪我走走嗎？」

「當然。」她拉起我的手。我們沿著一條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邊有一排低矮的籬笆。

我們坐在長凳上，看見不遠處有對年老夫婦，跪在墓前，將一束雛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麼了？」

「我開始想他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閃閃發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後，那些前來哀悼爸爸的人們駕車離開，駛上傳教大道。很快，我們也會離開，第一次，也是永遠，留下爸爸孤獨一人。

索拉雅將我拉近，淚水終於掉下來。由於我和索拉雅沒有經歷過訂婚期，我對塔赫裡一家的瞭解，多半是來自婚後。例如，將軍患有嚴重的偏頭痛，每月發作一次，持續將近一個星期。當頭痛難忍的時候，將軍到自己的房間去，脫光衣服，關掉電燈，把門鎖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來。他不許任何人進去，不許任何人敲門。他終究會出來，穿著那身灰色的西裝，散發著睡眠和床單的氣味，血紅的雙眼浮腫。我從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將軍就和塔赫裡太太分房睡。我還知道他有時很小氣，比如說他妻子把菜餚擺在他面前，他會嘗一口，就嘆著氣把它推開。

「我給你做別的。」塔赫裡太太會說。但他不理不睬，陰沉著臉，只顧吃麵包和洋蔥。這讓索拉雅很惱怒，讓她媽媽哭起來。索拉雅告訴我，說他服用抗抑鬱的藥物。我瞭解到他靠救濟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國之後還沒工作過，寧願用政府簽發的支票去換現金，也不願自貶身份，去幹那些與他地位不配的活兒。至於跳蚤市場的營生，在他看來只是個愛好，一種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際的方式。將軍相信，遲早有一天，阿富汗會解放，君主制會恢復，而當權者會再次徵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裝，捂著懷錶，等待時來運轉。

我瞭解到塔赫裡太太——現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林時，一度以美妙的歌喉聞名。雖然她從不曾得到專業訓練，但她有唱歌的天賦——我聽說她會唱民歌、情歌，甚至還會唱「拉格」，[raga，印度的一種傳統音樂]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