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有兩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鄭樵《通志總序》，又一篇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鄭樵《總序》中論通史體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強調客觀地記述歷史。他認為，只要記載真實，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貶。他還說明了《通志》全書的規模，說明哪些部分是因襲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創新。馬端臨論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資治通鑑》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錯誤。接著他論述了編撰《通考》的意圖，說明他的取材、編撰方法和對於《通典》的續補，也說到了家學的影響。於書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詳以「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鄭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學見解。馬端臨的序分出好幾層次，一層一層地說出編撰通考的思想。這兩篇序，都緊緊圍繞主題、旗幟鮮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體會，沒有廢話，各有特色。

書序往往包含有編撰體例的內容，但往往不能詳備。為了詳備，就出現了單獨成篇的例，這一般是編撰體例的條文化，實際上是承擔了書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務。《史通·敘例》說：「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例項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幹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範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劉知幾在這裡敘述了例的歷史發展，並加以評論。他說的這些例，差不多都見不到了。自唐以後，書之有例者漸多。清人治學趨向縝密，所作的例有盛於前。崔述的《考信錄釋例》和阮元的《經籍纂詁凡例》是其中頗有特色的兩篇。《經籍纂詁凡例》共二十三條。其中，關於收錄之例四條，關於歸韻之例三條，關於編次之例五條，關於引用書名之例七條，其他雜例四條。《經籍纂詁》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訓詁書，就是靠這二十三條規定，井然有序地編排起來。這充分表現了凡例的現實性和計劃性。《經籍纂詁》雖不是一部史書，但這二十三條凡例同樣可供史例編寫的參考。凡例之後，還附有修書人的姓名，標明瞭每一個人的任務和負責的部分，這也是一個集體編書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錄釋例》是《考信錄提要》的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論證考信對治學的重要，古史傳說、諸子語言、經世訓詁的偽誤和後人依託的偽書，這不是一般的例，是對於古代史料學的具體擅述。

從序的歷史看，它對於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卷書或一部書說，都是有開宗明義的作用的。它向讀者說明一些問題，為讀者提供理解上的條件。它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有這樣的幾項：（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學經歷和其他活動的經歷。（3）基本資料。（4）對前人撰述的評價。（5）作者自己的觀點。（6）作者的撰寫意圖。（7）編寫上的技術問題。這對於我們目前寫序，有很必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加以取捨和發展，使之更能符合我們當前的需要。

對於作者的身世和經歷，有些讀者是感興趣的。但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是序文所必須具備的內容。

對基本資料，序中是需要說明的。資料，可包括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可包括民俗學方面的資料。有些文獻資料，情況比較複雜，須進行關於著作時期的辨析。過去認為，某些篇章是偽書，某些史事記載不可信，這不一定完全正確，須重加考慮。時代越靠後，資料越多，就越須甄別。在大量的資料中要能挑選出來重要的部分來論述，這對於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義。

論述前人和同時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適當的總結，在序文中應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序中應說到，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裡，究竟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哪些問題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研究中國史，首先應當論述我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當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學術交流的工作還有待於開展，我們暫時很難論述得全面，也只能盡力而為。在可能的時候，也可考慮同外國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編撰上的意圖和編撰上的具體問題，應該在序中向讀者說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這三項如能作到，可以說，已完成了序文應盡的職責。

宋元人注經，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說」。序說的內容與我們現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們覺得，「序說」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豐富些，讀起來較順，本書就採用了「序說」一詞。本書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說。

綜述，歷史發展的總向一部大型的史書，最好有一個主幹部分。本書的主幹部分是綜述。在這一部分，要寫出歷史發展的總象。綜述吸取了本紀、編年和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各種體裁之長而加以發展。

本紀和編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述歷史程式的。《史記》、《漢書》的本紀，記載了皇帝的生活、詔令和軍國大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幾乎都是大事編年，很少別的東西了。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鑑》，它比任何一部紀傳體的本紀都詳審得多，能容納下特別多的材料，但本紀是紀傳體史書多種體裁之一，它是全書的綱，而《資治通鑑》只是一種單一的編年體，無論事之大小，都簡單地按年月編排，就說不上綱的問題了。我們認為，撰寫史書是應該基本上按著時間順序，但不必拘泥於年月日的順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寫，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寫在一起。應該象《資治通鑑》那樣寫得詳細一點，但不要象《資治通鑑》寫得那樣分散。要把歷史寫得脈絡分明、階段分明，要發揮綱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寫得那樣簡單。

紀事本末體，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屬，並且具備首尾。

這種體裁被稱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但這種體裁，多隻能對史事作點的排列，而不能顯示歷史長河的綿延和巨波、細浪的區別。我們認為，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在歷史的重點表述中，酌量採取集中記述具備紀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體裁，我們可稱之為章節體，大概開始於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書寫於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國歷史劃分成三個大的時代，其中包含七個小時代，即：上古之世。包含：傳疑時代，從太古至周初。化成時代，週中葉至戰國。中古之世。包含：極盛期，秦至三國。中衰期，晉至隋。復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個大的時代定為一篇，每一個小的時代定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為節，這就把歷史的階段性發展和歷史現象的主次表達出來。這在史書體裁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種體裁便於闡述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史學家中的進化論者樂於使用這種體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用這種體裁。我們認為，這種體裁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這種體裁作為一部大型史書中的唯一體裁，就有很大的侷限。在這種體裁中，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人物事蹟的論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開。

在研究了本紀、編年、紀事本末、章節等體裁之後，我們考慮到綜述的任務，可作這樣的設想：第一，要緊緊抓住每一歷史時期的綱，只寫對歷史全域性有影響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係等方面，著重寫的是歷史發展的動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變動得也比較顯著。在這方面，可以著重寫一寫，但要注意到它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絡。民族關係是我國曆史上的重大問題，要作出正確的處理。

第二，時間的觀念要鮮明，首先要注意到歷史時期的劃分，一個時代內部大小階段的劃分，使其能儘量顯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關於歷史時期的劃分，尚存在著一些難於解決的問題。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不要強作解釋。其次，每一個皇朝的具體年代，割據時期有關各國的具體年代，都要寫清楚。

第三，對歷代的疆域，要寫出大致輪廓。對皇朝版圖外的兄弟民族分佈的地區，也要寫出來。有些民族地區說不清，可說出一個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要寫。只寫帶有歷史性的重要活動，不是寫他的傳記，他的傳記放在傳記部分去寫。

第五，關於田制、稅制、官制、軍制等等，只要重點地說到為止，具體的細節放到典志部分去寫。

綜述，作為本書的一種體裁，與其它體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專職，在撰寫上要比各種舊體裁方便得多，我們可以稱它為「綜述體」。

典志，歷史現象的剖視典志，是對歷史現象進行剖視，它具有可以論述的豐富的內容。本書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於綜述之後，傳記之前。

典志體的起源很早。《尚書》的《禹貢》和《洪範》，從內容和形式來看，都可說屬於典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