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城市有個動物園，有一頭華南虎，已經絕滅的珍貴品種，按規定供給活物。即使災荒日子，全省就她獨一個華南虎，也得優先照顧，就象所有黨的高階幹部、中級幹部，按等級得到特殊待遇。負責飼養老虎的是一個矮個子。他和兇猛暴戾的老虎相處融洽。老虎也只認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只能隔著高高的鐵籠將食物扔給老虎。他到大鐵籠裡，老虎有時還向他作出讓遊客驚嚇的動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嬌，表示親熱。他是飼養有功的勞動模範。

大饑荒了，勞動模範更是飢腸轆轆。熬了一年，未熬過第二年，他把該給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隻，殺了自己吃。都說老虎並不完全是餓急了，才將勞動模範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氣味，才把他撕碎了吞進肚。但這無法解釋老虎為什麼要留下他的一隻腳？公安人員研究幾天，才弄懂老虎的動機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該她的一份。

這個故事只流傳了一陣子，恐怕屬於政治謠言。此後老虎也餓死了，模範飼養師趁有點小權時解了饞。不成為老虎食，到此時也一樣得餓死。

沒權的人唯有乾熬，父親船上，每個船員早飯一兩稀飯，中午和晚上各二兩，自己用小秤稱，裝進自己的飯缸裡蒸，快蒸好後，再往飯上不斷地澆水，使米粒發脹起來，「提高出飯率」，哄騙肚子。船員們進進出出船上的大廚房，盯著自己的飯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變得賊明賊亮。

到處流動的工作，使船員們關係越發怪誕。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憐的土產，再到另一地轉手賣出，從中牟利。船員之間也因分髒不均而彼此告發，那些時候的處置迅速而嚴厲，開除公職裹鋪蓋捲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親是老實人，連仙人掌之類勉強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樹開花，花大，形狀大如玉米，也是搶手貨，輪不上他。偶爾運氣好，得到點芭蕉頭，煮過水，去了點澀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難吃。但比起其它充飢的東西，算不錯的了。父親想到母親正拖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裡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緊褲帶限制著自己每天的定量，節省下來帶回家去。

終於有一天，他腳一絆，一頭從駕駛艙栽到甲板上，撲騰著卻沒能站起，反而滾落到江裡。他的頭摔了個大口，血流不斷。船從瀘州開到宜賓，父親才被送到醫院，檢查時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視力嚴重衰弱。

那個飢餓的冬天，母親已有身孕，還在塑膠廠做搬運工。她有必要多吃一點，為了身體裡的我。

沒有，母親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裡。後來，他們腦子裡忘了這一點，心裡卻很難忘記。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裡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著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著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麼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產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裡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只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於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幾年共產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斗，只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產，學校停課，農民卻大致還在種田。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麼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捱餓的地步。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飢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飢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裡。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麼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兇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裡我總是從一個夢掙扎到另一個夢，尖叫著，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我在夢裡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裡有碗的人下跪。為了一個碗，為了儘早地夠著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著作揖。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麼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別敏感，已經這麼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慾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聞見鄰居家灶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我從不吃零食，討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別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別敏感，不管什麼樣的虧待，別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裡一鬧，怎麼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眾場合就緊張得什麼也說不出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髮也長得稀疏些。我總在最不扎眼的角落裡待著，覺得受到別人的有意壓制：別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飢餓的後遺症就這麼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捱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捱過餓，幾乎都是死裡逃生。為什麼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著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鬱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歷過別的什麼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谷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一個抬槓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麼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討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別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比別人多了小半。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癲狂圓亮，隨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裡的小嘴。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麼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裡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只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為什麼家裡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麼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裡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將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麼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於就見不到歷史老師。後者最讓我難受。而繼續複習，別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別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著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麼低。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只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拼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麼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著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檔案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於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著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檔案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颳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裡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別在這兒給我們添亂。」他掏出鑰匙，開啟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裡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著的地方，一看，嚇了一跳：「梅毒治癒後遺症目衰」。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別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裡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絡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麼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麼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聲裡夾有一種曖昧的鄙視，那種盯著我看的目光，彷彿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勞資科的人經手著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麼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裡很害怕，怎麼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嚇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