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最能激起對維特根斯坦生活的興趣的書籍之一是巴特利三世(bartleyiii)的短論《維特根斯坦》。它描述了維特根斯坦的「走丟的歲月」,即他丟開哲學到奧地利農村當小學教師的1919—1929年。看上去,巴特利寫這本書的主要意圖是強調維特根斯坦這段生活的哲學相關性,特別是奧地利學校改革運動(塑造了奧地利一戰後教育政策的運動)的教育理論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

然而,對巴特利此書的興趣像是並未聚焦在其主要論題上,而是幾乎統統集中在此書開頭就維特根斯坦的性生活提出的聳動主張上。以我之見,他的斷言引起的興趣太過分了,但我覺得有必要對之說點什麼。寫作本書時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是:「你要拿巴特利怎麼辦?」——對巴特利提出的維特根斯坦搞同性亂交的主張,我的書裡該給出怎樣的回應?

他主張了什麼?據巴特利說,接受學校教師訓練,自個住在維也納的出租屋裡時,維特根斯坦發現鄰近的普拉特公園(維也納的一個大公園,大約類似倫敦的里士滿公園)裡有一塊「粗野的年輕人樂意提供性生活」的區域。巴特利主張,一見到這個地方:

[他]恐怖地發現自己幾乎離不開那裡。每週幾個晚上,他跳出自己的屋子,快速步行至普拉特公園,照他對朋友的說法,一個他控制不了的魔鬼支配了他。維特根斯坦發現,他喜歡自己看見的溜達在普拉特公園小街小巷裡的粗魯直接的同性戀少年,大大超過時常出入於凱特納街的西爾克角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區邊緣酒吧的更有教養的年輕人。[《維特根斯坦》,第40頁]

在一篇「後記」裡——寫於1985年、與此書的修訂版一同出版——巴特利澄清了一種對此段落的普遍誤解。看來,他並未暗示他筆下的「粗野年輕人」是娼妓。但在澄清了這種誤解後,他仍堅持他說的是真的。

但他沒有澄清這個謎:他怎麼知道那是真的。在此書的修訂版和原版裡他都未給出這主張的來源。他只是說自己的資訊依據「他[維特根斯坦]朋友的密聞」。

這個段落甫一公開,就成了一個熱議的、顯然無法解決的爭議話題。許多很熟悉維特根斯坦的人感到憤慨,他們給雜誌寫評論,寫信噴射怒火,傾吐對巴特利的書的輕蔑,發誓巴特利對維特根斯坦性生活的主張是錯誤的——必然是錯誤的,他們知道維特根斯坦不可能做那種事。

另一方面,許多不認識維特根斯坦,但讀過他出版的通訊,讀過他朋友和學生寫的回憶文章的人,則傾向於相信巴特利的話——事實上他們覺得巴特利提供了理解維特根斯坦痛苦個性的鑰匙。例如,柯林·威爾森在《不合時宜:性異者研究》[303](這本書的主題是天才和性倒錯的聯絡)裡說,讀了巴特利的書後他才覺得自己理解了維特根斯坦的著作。

看來,許多人很自然地認為維特根斯坦是個自感有罪的亂交同性戀,結果傾向於在手頭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接受巴特利的主張。它與維特根斯坦的形象有著某種「符合」——甚至,維特根斯坦自感有罪地遊蕩在普拉特公園的小巷子裡搜尋「粗野直接的同性戀少年」的畫面,成了維特根斯坦的公共形象裡除不去的一部分。我曾相信維特根斯坦是「哲學家裡的喬·奧頓[304]」。

我認為巴特利主張獲得廣泛接受的另一原因是,人們普遍感到,即便維特根斯坦的朋友、特別是他的遺稿保管人知道那是真的,也不肯承認那種事情是真的。人們感到有人在掩蓋什麼。維特根斯坦的遺稿保管人之一伊麗莎白·安斯康姆教授為這觀點提供了一種根據,她在一封寫給保爾·伊格爾曼的信[發表在伊格爾曼《維特根斯坦的來信暨我的回憶》(iletters/iifrom/iiludwig/iiwittgenstein/iiwith/iia/iimemoir/i)一書的序言裡]中說:

如果按下一個按鈕就能確保人們不關心他的個人生活,我將按下那個按鈕。

另一根據是遺稿保管人對維特根斯坦寫在哲學手稿裡的私人札記——所謂的加密札記——的態度。

寫這些札記時,維特根斯坦用了兒時學會的非常簡單的密碼(a=z,b=y,c=x等等),使之區別於他的哲學札記。密碼的簡單性,以及他用這種密碼寫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的指令,說明他加密不是為了對後人隱瞞,而是為了防備(比如)碰巧探過頭來或碰巧看見他桌上手稿的人。

這些札記裡較不私人的那部分已收集出版,題為《文化與價值》。更私人性的札記仍未出版。在維特根斯坦手稿大全的微縮膠片裡,這些更私人性的札記被紙條蓋住了。

這一切(a)增加了人們對加密札記的內容的好奇心;(b)印證了遺稿保管人在隱瞞什麼的看法。這又幫著製造了有利於接受巴特利本來很離奇的斷言的輿論氛圍。「啊哈!」人們想,「所以這就是安斯康姆這麼多年一直在掩蓋的事!」